秋天，無論在什麽地方的秋天，總是好的，可是啊，北國的秋，卻特別地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我不遠千裏，要從杭州趕上青島，更要從青島趕上北平來的理由，也不過想飽嚐一嚐這“秋”，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當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氣來得潤，天的顏色顯得淡，並且又時常多雨而少風；一個人夾在蘇州上海杭州，或廈門香港廣州的市民中間，渾渾沌沌地過去，隻能感到一點點清涼，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與姿態，總看不飽，嚐不透，賞玩不到十足。秋並不是名花，也並不是美酒，那一種半開、半醉的狀態，在領略秋的過程上，是不合適的。[55]
這是鬱達夫的名篇《故都的秋》開頭的兩段，為什麽突然要用鬱達夫的一篇文章作為開頭？因為想介紹一下黃蕙蘭對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兩座城市北京與上海的觀感。
鬱達夫是浙江人，而黃蕙蘭祖籍福建，生長在印尼，但她對北京的觀感更好，而對上海，則是一種厭惡的印象。
黃蕙蘭跟顧維鈞從美國回到中國，那時顧維鈞已經擔任了外交部部長，還代理了總理，對黃蕙蘭來說，算是達到了社交地位的頂峰，是最好的一段時光。
黃蕙蘭在自傳裏麵也特意比較過北京與上海，且毫無掩飾地表達了對上海的厭惡。顧維鈞是上海人，黃蕙蘭嫁給她後在上海也住了很長時間，她的穿著還引領了滬上時尚。有一回她不穿襪子，在當時上海的時尚圈、社交圈引起轟動，大家競相模仿，各位名媛都學她，但黃蕙蘭還是不喜歡上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黃蕙蘭與婆家的關係無法協調。黃蕙蘭在傳記中說：
香港到上海航行四天。我對要見到維鈞的母親和哥哥們感到緊張不寧。不過等我們一望到上海，維鈞就活潑起來。上海是他的家鄉。他是個使用英語和法語的國際性人物，又是一個能說起官話和廣東話和他的家鄉上海話一樣好的中國人物，可是再沒有比住在上海能讓他感到最快樂、最無憂無慮了……他並不討厭來自他的地位的權勢和榮譽，但是在那種氣氛中他從來沒有像在上海這樣回到家園的感覺。隻要看到他和老朋友們一起坐上麻將桌，看到那些羨慕他的年輕媳婦們嘰嘰喳喳地議論他，就能看到一個稱心如意的男人。我早就理解了這個事實，正像我知道這個喧囂而現代化的上海城市不適於我一樣。北京才是我的城市，我一度屬於它，並且盼望在我有生之年有那麽一天事情起了變化，我又回到它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