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莉博士對蕭紅的文學有如下評價：
她的小說裏幾乎從不提自己身上的不幸，她絕不通過舔舐自己的傷口來感動他人。很多小說家常常用“真實材料”寫自己，起初，也許這些材料看來是堅固的，但很快它們就會揮發和風化，變成泡沫和垃圾，不值一提。蕭紅不是這種作家，她絕不將自己的不快和疼痛放大並咀嚼。相反，她對他人的快樂和不幸念念不忘，並抱有深深的同情和理解，所以，一拿起筆，她身上的一切負累都神奇地消失了。[46]
曾經有不少被稱為“用身體寫作”的作家，好炒作新聞。其實，這一風氣在民國時期就有了。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曆史學家張蔭麟，他寫了一篇《所謂“中國女作家”》，對以冰心為代表的“立於女子之傳統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們極盡嘲諷之能事，說她們不過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言作家而特標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綴以‘女士’二字”，而所書寫者，莫非“毫無藝術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按，直譯為“感性垃圾”，參考王蒙譯法，則不妨譯作“過期酸饅頭”），以中學生作文標準衡量，“至多不過值七十分”。[47]
不是說這樣完全不對，但格調確實不高。文學固然與人有關，但隻用所謂真實材料的親身經曆去創作，不僅身在山中，一葉障目，往往還會沉迷其中，忘記文學真正的使命。寫作一旦消除了時間，或者不能寫出時間中的人，作品必然不會堅固。
蕭軍，本姓劉，十五歲時受父母之命娶了妻，但在1932年2月5日，他將妻子與兩個女兒送回老家，自己來到哈爾濱，給妻女留下一封信，自稱要去參加抗日，未來行蹤不定，老婆可以再嫁，但我反正不會再回來，也不會再管你們了。半年後，拋妻別子的蕭軍見到了蕭紅，據他的回憶錄中說：“似乎感到世界在變，季節在變，人也在變，出現在我麵前的是我認識過的女人中最美麗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然後，蕭軍跟孕婦蕭紅開始了新的愛情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