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國刻書的一個高峰期，有官刻、私刻、坊刻等。官刻是朝廷官方的印書機構所出的書，除國子監、太醫院、經廠還有窮極無聊的宗室藩王自己辦的刻坊；私刻是私人出資延請刻工雕版成書，多是一次性的，比如給自己老師老爹刊印著作。真正決定明代印刷行業氣質的，是坊刻。坊刻就是書坊出的書，書坊的地位跟現在的圖書出版公司差不多。
都說明代有資本主義萌芽，而且都舉紡織業為例，其實書坊也是一個極好的例證。明代的書坊非常興旺，各地尤其是江南蘇杭，本來就是工商聚集之地，市民階層初步形成，又多文人墨客，文化昌盛，連帶著印刷業也跟著發展起來。江南一些大城市有專門的圖書鋪子一條街，裏麵賣書的叫坐商，還有走門串巷的書客。定期有書市，運輸有書車、書船，物流非常發達。雕版印刷的工坊也鱗次櫛比，大的書商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後端工坊和前端銷售網點，產銷一條龍。
這些明代書商最可愛的地方在於，他們不像士大夫一樣板著麵孔把書籍當成神聖的東西，而是當成一件商品。既然是商品，那麽作為商人就要絞盡腦汁將之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因此他們的思維非常活躍，客觀上促進了技術進步。比如為了招徠買主，他們促進了套色印刷的出現，推動了版畫藝術的進步，還初步催生了廣告和版權意識；比如為了節約成本，嘉靖年間的書商在要求工匠在雕版時使用以平直為風格的字體，提高刻字速度，稱為匠體，即後世宋體字之濫觴。宋體出來以後，刻板效率大增，製作成本一路下滑。以嘉靖年出的《豫章羅先生文集》為例，一共刻了八十三片板子，上下兩帙，一共一百六十一頁，付給刻工的酬勞是二十四兩銀子。若以字數來算，當時汲古閣每百字三分五厘左右，三分銀子刻一百字。當真是低廉得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