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機
現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機、困境與出路一直是弗洛姆關切的核心問題之一，在他看來，生活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下的現代西方人普遍體驗著以下三種精神困境。
（一）逃避自由
按照弗洛姆的說法，在古代社會，生產和經濟都不發達，社會發展緩慢，競爭也不激烈，人們世世代代守著家鄉耕作生息，雖說那時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限製了個人的自由，但反而使人感覺到安全。後來隨著民主製度的崛起，人們從封建製度中解放出來，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卻意外地體驗到了巨大的困擾。這是因為，現代社會的勞動手段不斷更新，社會變遷越來越頻繁，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社會經濟危機和戰爭難以預料，人們自然會體會到強烈的不安全感。同時，當我們回歸自我，也就意味著我們要獨自麵對巨大的責任，於是個體陷入難以承受的無助和孤獨的狀態，發現自己其實無比的渺小。麵對這種感覺，弗洛姆認為人們可能會有兩種反應：一種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另一種是走向“積極的自由（positive freedom）”。
弗洛姆提出人們用以逃避自由的機製有三種：第一種是獨裁主義（authoritarianism），即追求強大和權威，剝削和支配別人，致使他人在精神和肉體上痛苦不堪，以克服自身的自卑感，弗洛姆以此來解釋德國納粹主義的興起。第二種機製是毀滅（destructiveness），即人們以毀滅和破壞來逃避對自己具有威脅性的環境。弗洛姆甚至認為，所謂的義務和愛國主義都是潛意識裏對毀滅行為的合理化，目的是克服無助和疏離感。第三種是主動從眾（automaton conformity），弗洛姆認為大多數人都使用這種方式來逃避焦慮，即努力表現得和所有人一樣，放棄自我，投入大眾之中，成為整個工業社會大機器上的一顆沒有個性的螺絲釘，希望沒有人注意自己，從而可以暫時逃避與眾不同和自由所帶來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