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朝，承雍、乾壓製，思想言論俱不自由之後，士大夫已自屏於政治之外，著書立說，多不涉當世之務。達官自刻奏議者，往往得罪。紀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韙。士氣消沈已極。仁宗天資長厚，盡失兩朝鉗製之意，曆二十餘年之久，後生新進，顧忌漸忘，稍稍有所撰述。雖未必即時刊行，然能動撰述之興，即其生機已露也。若趙翼之《皇朝武功紀盛》，嚴如熤之《苗防備覽》《三省邊防備覽》，皆有涉世務之作。但在嘉慶朝為極少數。至道光時則時事之接觸，切身之患，不得不言有三端：曰鹽，曰河，曰漕。議論蠭起。當時亦竟有匯而刻之以傳世者，賀長齡之《經世文編》是也。未幾海警漸動，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為倡，林則徐之譯各國圖誌，徐繼佘之譯《瀛寰誌略》，皆為蓽路藍縷之功，而紀蒙古之《遊牧》，作藩部之《要略》，皆在於此時。道光間學士大夫之著作，非雍、乾之所有，亦可謂非嘉慶朝所有矣。鹽、漕、河三事，能文績學之土皆有論述，而當事之臣采用之，朝廷聽納之，頗有改革。惟河患迄未能以人力挽回，至鹹豐初天然潰決，不可收拾而後改道，乃得苟安數十年。此道光朝之國事，亦即道光朝士習所由成也。分述如下。
鹽務之壞，壞於高宗之侈心。清代家法，以不加賦為永製。不加賦雲者，固念民生，尤杜子孫之以侈得禍也。聖祖六次南巡，東巡、西巡及親征漠北，累巡塞外，俱不聞所過病其勞費。高宗亦六次南巡，則昭示太平，蹕路所過，皆有點景，尤以揚州為極盛，高宗所謂“商人捐辦，不礙務本之民”，此即取之鹽業為一時自謂得計。實則節次內亂用兵，平教亂者三，平海患者一，何一非由私鹽利厚而成？然事非直接，上下相蒙，不發其覆。至道光間國課積虧，乃始嘩然鹽法之弊。此士論以鹽為集中之點者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