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末葉，以十全武功自誇大，吏治不飭，滋生變端，得清強長吏可了者，必用帝室私親，旗下貴介，借以侈其專征之績。輕調重兵，但張聲勢，不求其肯綮所在，費繁役困，迭殞重臣，草草告蕆事，而患且百出。卒之得賢有司，而後真有措手之道，曆十餘年乃大定。絕非高宗所信賴之武力，克有成功。此亦見人君驕侈偏私，雖富強無益於事。嘉慶初三省苗事，官書侈福康安之功，於事實正相反。此亦盛極而衰之一征象。守文之主，尚能補救於用人之際，盡反先朝耀兵而不察吏之弊，久乃敉平。此為清代應付內亂中最有意義之一事。
乾隆間國威遠震，視邊裔之民，較腹地編氓，尤為魚肉。苗民介湘、黔山中，環以鳳凰、永綏、鬆桃、保靖、乾州各城。官兵營汛相望，其馭苗也，隸尊如官，官尊如神。漢民與苗民相接，亦存淩侮之意。官弁軍民，各肆其虐，苗民無所控，鋌而走險。高宗未嚐不知，而不解苗民之倒懸，卻急謀私親之封拜。清《國史》載福文襄王破竹之功，百餘年來，讀史者亦從而尊信之，今不能不發其覆，以為後世之遇變者警也。
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四日丙辰，湖廣提督劉君輔奏：“正月二十二日，準鎮筸鎮總兵明安圖谘：黔省鬆桃廳屬大塘苗人石柳鄧，聚眾不法，恐竄入楚境，見帶兵堵截。旋於二十五日，據鎮筸遊擊田起龍等稟稱：偵聞永綏廳屬黃瓜寨苗人石三保，糾眾搶劫，由永綏之黃土坡及鳳凰廳之栗林，燒毀民房，殺斃客民，見在竭力保護城池等語。臣恐石三保等，或與大塘苗人勾結，檄派永靖、辰沅、常德兵千四百名，速赴鳳凰、栗林等處聽用，臣帶本標將弁及戰兵六百名，前往辦理。”是為苗事之始。
是日諭軍機大臣等“貴州、湖南等處苗民，數十年來，甚為安靜守法，與民人分別居住。向來原有民人不準擅入苗寨之例。今日久懈弛，往來無禁，地方官吏暨該處土著及客民等見其柔弱易欺，恣行魚肉，以致苗民不堪其虐，劫殺滋事。迨至釀成事端，又複張皇稟報。看來石柳鄧、石三保等，不過糾眾仇殺，止當訊明起釁緣由，將為首之犯拏獲嚴辦，安撫餘眾，苗民自然帖服，何必帶領多兵前往，轉致啟其疑懼，甚或激成事端。是因一二不法苗民，累及苗眾，成何事體”雲雲。此諭深悉苗變原由，則整頓政治，不必倚恃兵威，應有定見。乃甫閱兩日，戊午，湖廣總督福寧奏“正月二十九日，據辰州府稟報：乾州城已被圍，倉庫被劫，並聞暑乾州同知宋如椿、巡檢汪瑤俱已殉難。各路苗人約有數千，鎮筸鎮臣明安圖在永綏、鴨西地方被阻”等語。奉諭“逆苗聚眾不法，必須痛加剿除。福康安迅速到彼，相機剿捕”雲雲。剿捕而煩此大勳貴，則封拜之欲起矣。再閱八日，丙寅，又諭“和琳自西藏暫緩來京，接受四川督篆，帶印速赴酉陽駐紮。並諭孫士毅交卸督篆，仍暫留四川。設和琳有需要帶兵策應剿捕事宜，孫土毅兼辦軍需，期多一人多得一人之益”雲雲。和琳者，和珅之弟。權貴群集，封拜之欲更熾矣。至二十三日乙亥，又諭：“福寧奏，查詢起釁根由，據百戶楊國安供‘苗人生計本薄，客民等交易不公，與苗人爭執，以致生變’等語。客民與苗人爭利，固事之所有，但地方胥吏、兵役借端滋事，良民尚被擾累，何況苗民，豈有不恣行陵虐之理？而地方微末員弁，任意侵欺，亦所不免，何得以客民交易爭執，即為起釁之由。此事著福康安於事定後，必須切實查詢，究明嚴辦，以示懲創。”高宗既知苗民激變之有由，其查究應在用兵之先，待事定後，則屠戮已暢，封拜已遂，乃始理激變之失，其何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