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名福臨，太宗第九子，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丁亥襲父位。由叔父睿親王多爾袞、從叔父鄭親王濟爾哈郎同輔政。詔以明年為順治元年。事既定，即以兵乘明之擾，累犯關外諸城，然不能薄關門也。順治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京師內城，帝自經。自成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四月初四日辛酉，秘書院大學士範文程啟攝政王入定中原，略言：
上帝潛為啟佑，正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中原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自為身家計，非為君效死也。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耳。我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今日當任賢以撫眾，使之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複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往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為無大誌，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蓋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嚴申紀律，秋毫勿犯，複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賢能，恤無告，風聲翕然，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為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王於眾論，擇善酌行，聞見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進取，要於入邊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便。
文程此言，於清之開國，關係甚巨。攝政王時非一人，故文中累稱攝政諸王。清僥天幸，以多爾袞入關成大功，其明達足以聽納正論。然其時能持論者，實無幾人，舊人中惟文程，降臣中惟洪承疇，為有見地，而多爾袞皆能虛受其言。此文為文程預定大計之始，蓋猶但料明之必亡，尚未知明帝之已死也。《東華錄》所載如此。清《國史》本傳已修飾而失真相，《史稿》更甚。今雖未見初修之《太宗實錄》，要知《東華錄》中文程之文，必猶近原狀，以其暴露清軍以往之態度，尚非有成大業之誌，必為後來之所諱言也。自今以前，武力勁矣，招降納叛之道得矣，惟要結關內之人心，殊未留意。所留意者在鈔掠，自不能恤人疾苦。自今乃以救民水火為言，多爾袞深納之，此為王業之第一步。是月七日甲子，祭告南伐。翌日乙醜，賜多爾袞大將軍敕印。丙寅啟行，十三日庚午，次遼河，已知北京破。以軍事谘洪承疇，承疇上啟，略如文程指，皆為清有天下之大關鍵。而多爾袞之能聽受，則天之所以厚清而生此美質也。承疇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