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六十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後，從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噓，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哪裏去，於是不及半年，就得著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隻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著假麵，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裏，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偽自由書》要多一點。今年三月間，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著現在或甚而至於明年。
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1]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麽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隻在要這一本書裏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為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著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2]，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麽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