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3年10月28日《申報·自由談》。
按本篇和《南腔北調集》中的《關於女人》、《真假堂吉訶德》，《偽自由書》中的《伸冤》、《王道詩話》等十二篇文章，都是1933年瞿秋白在上海時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據魯迅的意見或與魯迅交換意見後寫成的。魯迅對這些文章曾做過字句上的改動（個別篇改換了題目），並請人謄抄後，以自己使用的筆名寄給《申報·自由談》等報刊發表，後來又分別將它們收入自己的雜文集。
餘銘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譯：高本漢著的《中國語和中國文》。高本漢[1]先生是個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羅倔倫（Karlgren）。他為什麽“貴姓”高呢？那無疑的是因為中國化了。他的確對於中國語文學有很大的貢獻。
但是，他對於中國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國字，以為對中國人是不可少的。
他說：“近來——按高氏這書是一九二三年在倫敦出版的——某幾種報紙，曾經試用白話，可是並沒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許還要觸怒多數定報人，以為這樣，就是諷示著他們不能看懂文言報呢！”
“西洋各國裏有許多伶人，在他們表演中，他們幾乎隨時可以插入許多‘打諢’，也有許多作者，濫引文書；但是大家都認這種是劣等的風味。這在中國恰好相反，正認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絕藝的地方。”
中國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國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難，反而願意養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卻因此受夠了侮辱：“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談話，所說給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幾乎一句也不懂。”這自然是那些“親愛的中國人”在“諷示”他不懂上流社會的話，因為“外國人到了中國來，隻要注意一點，他就可以覺得：他自己雖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語言，而對於上流社會的談話，還是莫名其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