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3年10月26日《申報·自由談》。
豐之餘
前幾天寫了一篇《撲空》之後，對於什麽“《莊子》與《文選》”之類，本也不想再說了。第二天看見了《自由談》上的施蟄存先生《致黎烈文[1]先生書》，也是“兼示”我的，就再來說幾句。因為施先生駁複我的三項，我覺得都不中肯——
（一）施先生說，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則像他似的“遺少之群中的一肢一節”的舊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論，而且寫《莊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這樣寫，也可以說“不妨”的，宇宙決不會因此破滅。但我總以為現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話不寫，卻另去熟讀了《莊子》，學了它那樣的文法來寫文章。至於存而不論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論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對於青年之文法拙直，字匯少，和我的《感舊》，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論”麽？
（二）施先生以為“以詞取士”，和勸青年看《莊子》與《文選》有“強迫”與“貢獻”之分，我的比例並不對。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國文教員的時候，對於學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莊子》文法與《文選》字匯者為佳文，轉為編輯之後，也以這樣的作品為上選？假使如此，則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莊子》與《文選》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舉魯迅的話，說他曾經說過：一，“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2]可見是承認了要能作文，該多看中國書；二，“……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就知道沒有反對青年讀古書過。這是施先生忽略了時候和環境。他說一條的那幾句的時候，正是許多人大叫要作白話文，也非讀古書不可之際，所以那幾句是針對他們而發的，猶言即使恰如他們所說，也不過不能作文，而去讀古書，卻比不能作文之害還大。至於二，則明明指定著研究舊文學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張，涉及一般的大異。倘要弄中國上古文學史，我們不是還得看《易經》與《書經》[3]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