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3年9月29日《申報·自由談》。
豐之餘
達一[1]先生在《文統之夢》裏，因劉勰[2]自謂夢隨孔子，乃始論文，而後來做了和尚，遂譏其“貽羞往聖”。其實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晉以來的名流，每一個人總有三種小玩意，一是《論語》和《孝經》[3]，二是《老子》[4]，三是《維摩詰經》[5]，不但采作談資，並且常常做一點注解。唐有三教辯論[6]，後來變成大家打諢；所謂名儒，做幾篇伽藍碑文也不算什麽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竊取禪師的語錄。清呢，去今不遠，我們還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應篇》和《文昌帝君陰騭文》[7]，並且會請和尚到家裏來拜懺。
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卻都叫他們是“吃教”的。這兩個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於許多“吃革命飯”的老英雄。
清朝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因為得到功名，就如打開了門，磚即無用。近年則有雜誌上的所謂“主張”[8]。《現代評論》[9]之出盤，不是為了迫壓，倒因為這派作者的飛騰；《新月》[10]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離遠起來了。這種東西，我們為要和“敲門磚”區別，稱之為“上天梯”罷。
“教”之在中國，何嚐不如此。講革命，彼一時也；講忠孝，又一時也；跟大喇嘛打圈子，又一時也；造塔藏主義，又一時也。[11]有宜於專吃的時代，則指歸應定於一尊，有宜合吃的時代，則諸教亦本非異致，不過一碟是全鴨，一碟是雜拌兒而已。劉勰亦然，蓋僅由“不撤薑食”[12]一變而為吃齋，於胃髒裏的分量原無差別，何況以和尚而注《論語》《孝經》或《老子》，也還是不失為一種“天經地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