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3年9月24日《申報·自由談》。
桃椎
五四運動以後，好像中國人就發生了一種新脾氣，是：倘有外國的名人或闊人新到，就喜歡打聽他對於中國的印象。
羅素[1]到中國講學，急進的青年們開會歡宴，打聽印象。羅素道：“你們待我這麽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急進的青年憤憤然，以為他滑頭。
蕭伯納周遊過中國，上海的記者群集訪問，又打聽印象。蕭道：“我有什麽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幹。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2]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憤憤然，以為他刻薄。
這回是瑞典的卡爾親王[3]到上海了，記者先生也發表了他的印象：“……足跡所經，均蒙當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餘，異常愉快。今次遊覽觀感所得，對於貴國政府及國民，有極度良好之印象，而永遠不能磨滅者也。”這最穩妥，我想，是不至於招出什麽是非來的。
其實是，羅蕭兩位，也還不算滑頭和刻薄的，假如有這麽一個外國人，遇見有人問他印象時，他先反問道：“你先生對於自己中國的印象怎麽樣？”那可真是一篇難以下筆的文章。
我們是生長在中國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見也好；而意見又怎麽說呢？說我們像渾水裏的魚，活得糊裏糊塗，莫名其妙罷，不像意見。說中國好得很罷，恐怕也難。這就是愛國者所悲痛的所謂“失掉了國民的自信”；然而實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聽印象，就恰如求簽問卜，自己心裏先自狐疑著了的緣故。
我們裏麵，發表意見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見的是無拳無勇，未曾“殺死十萬條人命”，倒是自稱“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見也無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幹”。至於有位有勢的大人物，則在野時候，也許是很急進的罷，但現在呢，一聲不響，中國“待我這麽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看當時歡宴羅素，而憤憤於他那答話的由新潮社[4]而發跡的諸公的現在，實在令人覺得羅素並非滑頭，倒是一個先知的諷刺家，將十年後的心思預先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