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語境中，文論話語占有不容置疑的重要位置。何以自現代以來，文論話語權旁落到如此境地？多數學者把它歸因於西學的衝擊。
曹順慶教授早在1996年的《文藝爭鳴》上便撰文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於文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自‘五四’‘打倒孔家店’（傳統文化）以來，中國傳統文論就基本上被遺棄了，隻在少數學者的案頭作為‘秦磚漢瓦’來研究，而參與現代文學大廈建構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論；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又一頭撲在俄蘇文論的懷中，自新時期（1980年）以來，各種各樣的新老西方文論紛紛湧入，在中國文壇大顯身手，幾乎令饑不擇食的中國當代文壇‘消化不良’。”“這種‘失語症’是一種嚴重的文化病態。”“這種文化病態，是中西文化劇烈衝撞，（甚至可能是極為劇烈衝撞）的結果。”“在中華文化漫長的曆史上，雖然也有過不少的文化衝撞，但中華文化始終處於主流地位，根深蒂固，體現了宏大廣博、兼收並容的恢宏氣度，從來沒有產生過真正的文化危機感。然而，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華文化第一次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嚴峻挑戰。西方文化借著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華文化的堅固堡壘。中華文化之根，第一次真正動搖了。在民族危亡之中，救亡圖存的意識，迫使中華民族不得不‘求新聲於異邦’，甚至不惜打倒孔家店，拋棄傳統文化。自‘五四’以後，中國文化發展的軌跡上，呈現出一條巨大的斷裂帶。這種文化選擇，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是在外力（包括軍事、政治、經濟等力量）的強迫下的不得已選擇，而並非中國文化合乎邏輯的發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種非正常的文化發展，或者說是一種病態的發展。”[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