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細回顧和探索古代文論在其產生的曆史語境中所具有的社會意義，我們不難發現它們不僅對文學領域，甚至對整個社會價值和風尚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這與今天文論話語在引導社會觀念上的邊緣化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徐複觀在《中國文學精神》開門第一篇談“傳統文學思想中詩的個性與社會性問題”時對《毛詩》“大序”進行的細致分析就給了我們極大的啟發。“大序”在開篇第一句論及詩的起源時說“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在解釋《詩經》中風、雅、頌不同的內容和功能時說“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這看起來隻是簡單的對作為文學作品的《詩經》發表評論，實際卻為之後整個中國傳統文學的寫作設定了標準，甚至通過為文學立法進一步影響了社會共同的價值取向。根據徐複觀的分析，“作詩者雖係詩人之一人，但此詩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即是說，詩人的個性即是詩人的社會性。詩人的個性何以能即是詩人的社會性？因為詩人是‘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即是詩人先經曆了一個把‘一國之意’‘天下之心’，內在化而形成自己的心，形成自己的個性的曆程，於是詩人的心、詩人的個性，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心，不是純主觀的個性，而是經過提煉升華後的社會的心”。[6]這樣，“大序”雖是說詩，卻對作者自身在寫詩之外的個人素質和社會關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一個偉大的詩人，他的精神總是籠罩著整個的天下、國家，把天下、國家的悲歡憂樂凝注於詩人的心，以形成詩人的悲歡憂樂，再挾帶著自己的血肉把它表達出來，於是使讀者隨詩人之所悲而悲，隨詩人之所樂而樂，作者的感情和讀者的感情，通過作品而融合在一起，這從表麵看，是詩人感動了讀者，但實際則是詩人把無數讀者所蘊蓄而無法自宣的悲歡哀樂還之於讀者。”[7]這樣，通過對《詩經》的闡釋，“大序”不僅對後世的詩歌寫作的內容進行了引導，同樣對詩人整體的精神取向進行了設定：偉大的詩人同時也必須是有著高尚的道德情操、對社會狀況有著深切的關懷、能夠與芸芸百姓休戚與共的人。“而詩人之所以能成為詩人，詩之所以能成為詩，乃至文藝之所以能成為文藝，必定不是看一二權貴的顏色，而‘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其根底乃在保持自己的人性，培養自己的人格，於是個性充實一分，社會性即增加一分。在中國傳統的文學思想中，總認為做人的境界與作品的境界分不開，大家應當從這種地方去了解其真實的含義。”[8]不僅對偉大的詩人而言，對每一個進行文學寫作，甚至是每一個麵向公眾發言的人來說，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和精神境界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從“大序”的闡釋和設定開始，作者做人的境界和作品的境界就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