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章開頭部分所說，不論海外研究者們使用怎樣的研究方法，歸根結底都是出於強烈興趣的內在驅動而對中國古代文本的獨特性進行探索。對於獨特性的探索，則不可避免地需要被納入世界思想的框架。而提到世界框架，則涉及話語權力的問題。海外的研究者們因為不同的受教育背景、成長經曆和身份認同，對話語權力保持著特有的敏感和抵觸，所以他們在研究中集體地認為，既不願意將研究對象視為所謂世界性的普遍理論中的一個注腳，也不願意將它們視為特例。而對於這個用以參照的“世界文學”，學者們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為在所謂的世界文學框架中，實質上是西方文學和理論在扮演著審判官的角色，西方的理論一直以為被視為方法，而中國的文本則被視為對象。這在西方通行的研究思維中是如此，在中國國內的研究中也在某種程度上存在類似的現象。而唯一的解決方案隻能是回到文本本身，回到對中國文論之獨特性的重新思考，通過在最大程度上開放，也是符合中國文論本身特質的方式，使越來越多跨學科的讀者可以感同身受地體會到中國文論中完整有趣的故事，從而形成對現代性的思考。也隻有這樣，中國文論才可能真正加入世界的討論，從而扭轉方法與對象的主次對立格局。當然，真正的扭轉並不意味著格局的翻轉或者話語權力的對調，因為任何一種規則和權力都是對受製一方發揮獨特意義的障礙，而未能被發揮和發現的獨特性，對於整體世界人文語境的理解也是百害無利的。真正的扭轉意味著我們對方法的重新思考。在習慣了使用西方方法分析文本的古代文論領域，什麽才是加入世界討論最有效的方式，實質便等於怎樣最有效地分析和描述古代文論的獨特性的問題。而最有效的分析和描述的方式，則一定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古代文論本身的本體性質，基於對本體的哲學意義認識，在盡量開放的時空格局中對其進行可能的還原，講述整體、流動和立體的故事。重回天人之際，則是我們通過方法的跋涉所看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