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是誰？在本章對“他者”進行整體的梳理之前，需要說明的是本章以“古代文論的海外研究”為題，這便意味著，本章首要關注的對象並不是西方學科意義上作為區域研究之分支的東方研究或中國研究。這是因為一方麵，所謂東方研究或中國研究的涵蓋範圍太廣，它以地域為邊界，包括古代與當代，人文與社科等所有與中國相關的研究。如果要對這方麵的研究進行整體梳理，那將是一大套叢書的規模。另一方麵，也是更重要的，作為專門學科的區域研究本不屬於西方學科體係，隻是後來，主要因為美國在冷戰之後出於對全球政治環境加強把握的需要、出於政治投資的考慮才被設立起來，並且在各個國家開始普及。[2]強烈的地緣政治初衷使得在其涵蓋之下的中國研究也不得不與“東方主義”扯上了千絲萬縷的聯係。而這樣的研究，首先，因為其基本模式是中國的知識形態在西方政治意識形態下的整合，對研究對象的價值有著極強的扭曲，本質上或許根本不屬於中國研究的範疇。這樣的研究與我們的問題意識有著根本的不同，既無益於我們形成對研究對象的獨特認識，也無益於我們通過研究裨益於當代社會現實，所以與本書對當代研究所進行的反思無關。其次，真正意義上嚴肅的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者們並不認為自己的研究與區域研究主流的東方主義傾向有太高的一致性。事實上，早在薩義德於1978年提出“東方主義”之時，對於中國研究，他也隻是對早期的情況有簡單地提及，而多數的海外漢學家們也沒有認為“東方主義”的提出與他們有太多關係，領域內並沒有出現太多對此問題的直接討論。直到80年代末，人們才開始意識到對薩義德的話語權力問題以及後殖民理論的相關問題有進行討論的必要。而當今，它已經毋庸置疑地成了西方中國學界有共識的反例。當代的研究早已經與其分道揚鑣，更何況，本書意在借鑒以茲反思，並無意對他者的研究曆程進行批判。最後，這樣的研究方式因為明顯的現實政治意圖以及早期研究程度的粗淺而更多地影響了對中國語言、現當代文學、文化以及翻譯的研究，對於古代文論這一較為複雜和在西方的認識框架中未被前置的領域卻少有涉足。[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