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門對古代文論研究的發展曆程進行學術回顧的著作中，除開李春青等著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史》材料翔實、框架清晰之外，還有前文提到的蔣述卓等著《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學術研究史》也為本書今天的反思提供了來自各個方麵的完備的梳理。尤其對於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研究，蔣著從整體的學術活動、文學批評文獻整理與史的編寫、古代詩歌理論、古代文論範疇、古代文論文化學研究、中西比較文論研究幾個方麵進行了詳細的述評，所涉材料非常豐富，在所有描述中所涉及的研究方法，卻不出李著所歸納的幾種類型。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李著，蔣著對於20世紀古代文學學術研究史的梳理，更多是按照研究內容的不同分塊進行的，而不像李著更多突出研究方法與視角的差異，唯一在談到80—90年代的古代文論研究時，與其他章節不甚平行地單辟兩章專門整理古代文論的文化學研究與中西比較研究。關於中西比較研究，本章前麵已有提及，在之後的海外漢學章節中也會有更詳細的分析。而蔣著所詳細梳理並放在重要位置的文化學研究，實際與李著歸納的“以文化語境為視角的古代文論研究”基本上如出一轍，其對於古代文論意義的闡發必然是不可忽視的。
所謂“古代文論文化學研究”，在蔣述卓等的歸納中是“把中國古代文論放在其得以發生、生長、言說和行動的曆史空間和文化語境中，對其進行哲學、史學、社會心理等多方麵的考察。這符合中國傳統文化文史哲不分家的特點。20世紀80年代初，王元化先生提出了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綜合研究法’，即古今結合、中外結合、文史哲結合，正是基於對這一傳統的深刻認識。思維和方法的更新使人們對傳統的觀照具有了整體的視野和文化的眼光。”具體來說，蔣述卓的著作分別從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與古代文論研究，以及士人心態、生命精神與古代文論研究四個方麵對這種“文化學研究”進行了歸納。對古代文論與儒釋道三家思想之間的關聯進行廣泛研究的必要性不言自明，本書在此也不再贅述，在此需要重點關注的是第四個方麵，關於士人心態、生命精神與古代文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