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較詩學
根據李春青《20世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史》一書的梳理，80年代的方法論探索由於打破了六七十年代的學術禁忌而有了廣闊的探索空間，甚至有了“方法論年”這樣的提法。這也客觀地體現了當時學者們對於重新探索古代文論的文化內涵的迫切願望。具體來說，百家爭鳴的方法討論可以歸結為這樣幾大路數：第一是比較詩學。這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是錢鍾書的《舊文四篇》及《管錐編》（前四卷），楊絳的《春泥集》，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以及童慶炳主持編選的《中西比較文論》。的確，錢鍾書因其深厚的國學功底、獨特的海外生活學習背景和對文學的敏銳感知，可以說一掃古代文論在學科建設的曆程中所表現出的刻板與狹窄麵貌，開創了全新的比較詩學研究的路徑，給人更宏大的中西文化比較的視野和不計其數的靈光乍現。這便是為什麽李春青著作引鄭朝宗的觀點評論錢鍾書，認為他的方法不是簡單的比附，而好比蜜蜂采花釀蜜，“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作為一種新的文藝批評，《管錐編》最大特色是突破了各種學術界限，打通了全部文藝領域。”而這種方法的重要意義在於，“一方麵，從研究指向上尋找到了有價值的追求；另一方麵，這種‘打通’式比較的方法開創了比較詩學的新思路，是古代文論研究在比較文學方法探索上的新突破”。然而，如果因為《管錐編》的出現，而歡欣鼓舞於古代文論研究方法的新突破，則有些過於樂觀。如果將《管錐編》與之後出現的比較研究進行對比，我們發現實質的路徑並不相同。大多數中西比較的研究實質走的還是將作為知識形態的古代文論放入西方框架的老路子。好比今天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路子，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全部是中國的，可敘述模式卻是好萊塢式的，沒有辦法傳遞出真正的中國價值。而錢鍾書之於古代文論研究的貢獻，就好比他書中對於具體的文論觀念在比較的視野下對人們的理解做出的貢獻，更多的是在文化的碰撞下產生的片斷式的智慧的火花，而對於整體的闡釋，則如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有賴於後人的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