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音樂學領域，對於音樂與文化語境的研究就從未停止過。格爾茲曾說過“人類學寫作本身就是闡釋”[1]，這無疑讓我們對文化事象有了闡釋的衝動。而民族音樂學人類學派的代表人物梅裏安姆也相繼提出“對文化中的音樂的研究（1960）”“音樂就是文化，音樂家的所作所為就是社會文化（1975）”以及民族音樂學就是“音樂作為文化的研究（1977）”，他還指出“民族音樂學通常是由音樂學和民族學這兩個不同的部分組成，可以認為它的任務是並不強調任何一方，而是采用把雙方都考慮進去的這種特征性的辦法，使其融為一體。”[2]這強調了音樂和文化之間的關係，要求民族音樂學在研究音樂與文化時，必須將二者同等對待，不能割裂，不可偏頗。同時，梅裏安姆更具體地指出了民族音樂學家的曆史使命。“民族音樂學家是將音樂科學化的人，如果他想成功的達到這個目的，他最主要的知識顯然必須是來自這兩個領域。如果沒有掌握音樂方麵的主要知識，就不可能研究音樂的構造；同樣，如果不具有社會科學的主要知識，也不可能研究音樂的行為。”[3]這便進一步指出了音樂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二者互為依存，同處一體。音樂的出現，大都不可能是孤立無援的。它總是依托著這樣或者那樣的環境生存、發展，甚至是消亡。胡德曾提出：“民族音樂學是對一切音樂（any music）進行研究的一種方法，它不僅研究音樂本身，而且也研究這種音樂周圍的文化脈絡（cultural context）。”[4]可見，民族音樂學的宗旨始終要堅持“音樂”與“文化”雙刃劍的綜合考量。
馬幫文化，顯然不止涉及一種文化，它是多民族、多文化、多音樂交融的綜合體。換言之，茶馬古道已經漸漸成為馬幫音樂文化的容器。在茶馬古道上，馬幫文化作為一種主體文化，它與我國各民族的音樂文化，包括印度、尼泊爾在內的多國音樂文化，多種文化共處一體，相互交融，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文化音樂走廊。因此，“跨文化體驗”（Cross Culture Experience）在茶馬古道課題研究中顯得尤為重要。跨文化體驗注重多種不同文化之間的感受與體驗，以“局外人”的身份不斷的“穿梭”在不同的文化主體中。但筆者認為，“跨文化體驗”的目的並不隻是停留在“體驗”層麵，而是為了深入研究，從而揭示文化本質。對於茶馬古道這樣一個多文化的課題而言，筆者在雲南段的調查研究中，以線性文化為思路，重視跨文化體驗，嚐試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串聯。筆者認為，在茶馬古道已經形成了線性的馬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