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章中，筆者運用音樂民族誌的方法，以口述的方式對采訪到的漢族趕馬人、藏族趕馬人、其他民族趕馬人等12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趕馬人進行口述實錄。
美國民族音樂學學者安東尼·西格（Anthony Seeger）在《音樂民族誌的風格》一文裏曾說道：“音樂民族誌（Musical Ethnography）與音樂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Music）有很大的區別。音樂人類學是應用一套特殊的理論，去闡釋人類行為和音樂發展曆史；而音樂民族誌則是如實記錄對人群音樂的認識，它不需要任何理論的演繹，而隻需要假定對音樂進行描寫是可能的和值得的”（SEEGER，1991）。[1]音樂民族誌主張不僅僅應該描述聲音本身，也要描述聲音產生的環境及過程。與此同時，更加強調“人群”作為主體的重要性。在茶馬古道中，趕馬人作為茶馬古道的主體部分，他們的口述史無論對茶馬古道自身而言，還是對音樂文化的研究來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保存及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