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約在公元前第三千紀（或作千年代）的最後一個世紀裏，在西方出現了克裏特文明，在中國則出現了夏王朝。約在公元前17世紀，在西方邁錫尼文明興起，並最終取代了克裏特文明，在中國則商王朝取代了夏王朝。約在公元前11世紀，西方的邁錫尼文明滅亡，落後的多利亞部落把上古希臘史帶進到了“荷馬時代”，在荷馬史詩中既往的曆史已成斷煙殘夢，文明無可奈何地中斷了。而約在同時，中國的周王朝取代殷商王朝，周原來也是落後於殷商的“小邦”，可是卻在中國曆史上建立了第一個高度發達的禮樂文明，形成所謂的“赫赫宗周”。孔子曾懷著高度讚賞的心情說：“周監於二代（夏商），鬱鬱乎文哉，吾從周。”這就是說，周並非是簡單地抹殺夏商文明，而是以它們為鑒，有所損益揚棄，因此文明不僅沒有斷裂，而且愈發飛躍發展。
在上述中西文明的曙光初現時期裏，雙方都存在著小邦林立的狀態，這是從部落或部落聯盟演化而來的自然結果。在這些小邦之上還出現了更高一層的虛實程度不同的政治結構：在西方，如克諾索思之於克裏特文明時期，邁錫尼之於邁錫尼文明時期，皆曾一時成為霸主。在中國，夏時號稱有“萬國”（或“萬邦”），不過夏王朝的君主既是本邦（王畿之內）的君主，又是夏王朝的“天子”，據稱他受天命而君臨天下萬邦，而其他所有小邦君主都稱為諸侯，名義上為天子之臣。盡管這種天子與諸侯的關係，在事實上是由相互之間實力消長的具體情況而定的，可是它在觀念上明確了統一國家的預設。商推翻夏並取而代之，天子換了，統一的天下未變，周推翻商並取而代之，天子又換了，而統一的天下仍然未變，或者說王朝變了，而統一不變。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文明曆史從其開端處就具有了常與變的統一趨向。其實，不僅統一未變，而且隨著處在進入文明的諸邦之間或其邊緣的落後族群的文明化，三代文明所統一的地域不斷有所發展中。在這樣一個作為統一體的王朝的前後遞嬗中，夏商周三代之間必然形成為前後繼承的關係；每一個後代都必須承認前代在曆史上的天子的地位，否則它自身就將失去其曆史的合法性。這樣也就確認了曆史的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