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市場經濟對社會根基的置換，一種新的重個體、重日常生活、重物質的生存、存在方式及其價值範式開始出現，並因此導致了對新的個體敘事的渴求，對建立在原有經濟基礎上的政治熱情、精神**、國家話語、精英話語、宏大敘事的疏離。與之相對應的，出現了一批站在個體生存的立場上，對個體日常生活物質貧困與精神貧困進行個體敘事的小說，在幾經爭論後，學界將這批小說命名為“新寫實小說”，其代表作有劉震雲的《一地雞毛》《單位》、池莉的《煩惱人生》《不談愛情》、方方的《風景》、劉恒的《伏羲伏羲》等。新寫實小說突出地典型地體現了轉型之後，新的社會形態社會格局形成之初的中國社會的思想特征、精神品格、感情形態，如從對社會的重視，轉入對個體日常生存的重視，如個體日常生存中物質貧困對人的精神品格的消損，如關注下層民眾個體日常生存的人道情懷等等。
當個體存在本位以個體生存形態為其顯現形式出現在國人麵前時，對此進行言說的價值資源的缺失，使個體生存自身、對個體生存的呈示——新寫實小說及對之的評說，一時都處於失語與半失語狀態，這注定了新寫實小說雖然是一次深刻的嚐試，但卻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也正因為如此，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的“現實主義衝擊波”小說，在揭示個體日常生存的艱難時，就出現了進一步的下滑及更大的不成功，具體體現為：用虛幻的道德美化來遮掩曆史進步的殘酷，用虛幻的理想來觀照嚴酷的現實，其敘事立場也從個體生存、個體敘事轉入到國家敘事，造成了敘事者與敘事對象之間的斷裂。“現實主義衝擊波”的代表作是劉醒龍的《分享艱難》、談歌的《大廠》、何申的《年前年後》、關仁山的《大雪無鄉》、李佩甫的《學習微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