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當“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方興未艾之時，麵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現實矛盾，近距離直接關注現實變革與社會問題的小說創作潮流日漸形成，其時將其簡化稱之為“改革小說”，主要代表作有：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高曉聲的“陳奐生係列小說”、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諶容的《人到中年》、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柯雲路的《新星》、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蘇叔陽的《故土》、張賢亮的《男人的風格》、何士光的《鄉場上》等。
“改革小說”更多地繼承了工農兵文學的創作路向，這主要體現在：第一，從社會政治的視角，緊緊跟蹤社會現實，並以新的社會矛盾作為自己作品的構成主體。第二，將政治經濟的進步與個體生命的解放畫了等號，將對政治曆史的宏大敘事與對個體生命的個體敘事畫了等號。第三，再次將人作為社會力量的符碼，並以此設置人物關係，塑造人物形象。第四，對曆史進步、道德至上神話的信奉，並因此使作品充滿了理想化、浪漫化色彩。
在“改革小說”的**過去之後，出現了一批能夠深入揭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新的社會現實矛盾的複雜性並對其中的人物命運給以成功刻畫的小說，如賈平凹的《臘月正月》《浮躁》、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人生》、張煒的《古船》、王潤滋的《魯班的子孫》等。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麵對新的社會格局，出現了“主旋律小說”，其代表作有：張平的《抉擇》以及陸天明的《蒼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間正道》、柳建偉的《突出重圍》、張宏森的《車間主任》等等。“主旋律小說”基本上延續了“改革小說”的創作範式，是原有社會的價值體係情感期待在新的社會格局中的文學話語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