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1896—1945）的小說創作，在五四時期呈現獨特風格，慣稱為“浪漫抒情”類型，整體格調上受到外國感傷浪漫主義的影響，具體特征可概括為“自傳性”。這種藝術擇取與他“悲劇的出生”、現實人生道路的坎坷和理想不斷受挫所形成的社會人生感受方式有關。從他的第一部小說《銀灰色的死》到最後一部小說《出奔》，由起初的感時傷世到後來的道德反省，都一貫體現了鬱達夫所認同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自敘傳”的文學觀念。鬱達夫吸收了當時風靡日本的“私小說”的風格元素和西方一些現代主義小說的手法，並加以創造性的發展，主張表現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弱化對外部事件的敘寫，側重於作者心境的大膽暴露，包括暴露個人私生活中的靈與肉的衝突以及變態性心理。
一、鬱達夫小說的“自傳性”首先體現在極具個人色彩的“零餘者”形象的塑造上。鬱達夫以自己身世經曆、精神氣質為“原型”塑造了一批時代特征明顯的“零餘者”形象。以《沉淪》等為代表的早期小說，均是時代青年青春與現實相交織之中的“傷懷感世”，小說主人公“他”等，已經具備了“零餘者”形象的基本特征：他們作為青年知識者，時值民族積弱轉型關頭，胸有大誌而報國無門，滿懷理想卻屢遭困厄，渴望**卻反被歧視。精神上的高貴自珍與現實生活中的貧困潦倒，在人物身上凝結成鬱悶、彷徨和焦慮的情緒。五四時期，鬱達夫有意把筆觸集中於具有留學背景的青年知識者身上，借個人遭際寫時代苦悶，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在展示青春苦悶的藝術過程中，作者以“自我寫實”方式，大膽涉及青春苦悶中的性壓抑及心理變態。鬱達夫作品中的這些“驚世駭俗”的性描寫明顯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影響，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性與道德對立觀念的衝擊，以鮮明的現代意識把“性”作為“愛”的一個重要方麵予以表現與重視。同時，作品展示的性壓抑，也從一個側麵應和了五四啟蒙思潮中以新道德置換舊道德的曆史期待，以“青春苦悶”寓示了“時代壓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