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超現代模式”在延安就確立了，隨著解放軍戰勝國民黨軍隊，“一元超現代模式”就從邊區擴大到整個中國大陸。1949年7月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文代會，意味著中國文學界在毛澤東旗幟下的一次大聚會。郭沫若為大會寫的歌詞說：“在毛澤東的勝利旗幟下，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道路前進！”在大會上，周揚代表延安文藝界所做的報告充滿勝利者的自豪，而茅盾所做的關於國民黨統治區文藝狀況的報告則相當低調。這表明了即使是反對國民黨揭露舊社會的文學，因為具有過多的個性精神與暴露技巧，在國民黨被趕出大陸後也是不受歡迎的。既然全國的統一意味著延安文學的光芒照亮了全國，自然周揚就以勝利者的姿態傲視天下了。因此，第一次文代會宣告了五四文學多元混雜的現代性的終結，確立了超現代的一元文學模式。但是，對“一元超現代模式”並非沒有挑戰。在胡風、路翎等七月派身上，就更多地繼承了五四文學張揚個性自由、要求文藝不加粉飾地描繪血肉人生的傳統。從理論上說，一個民族既要避免因自由紛爭而導致整體解體，又要避免過於強調整體進而窒息了個人的自由與創造力。在戰爭年代過於強調整體是可以理解的，那樣可以形成一個有力的拳頭，但是在和平年代就應該寬鬆，使個人的自由發展與創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
然而，現實是在向著比戰爭年代更強調整體的方向發展，這在對胡風集團的鬥爭中得到了典型的表現。胡風集團成員阿壟的兩篇論文被史篤說成是“偽造馬克思主義”“美化特務分子”，冀昉的兩部長篇小說先後遭到批判，尤其是胡風最為賞識的以為真正繼承了魯迅文學傳統的路翎，幾乎發表一部小說就遭到一次批判。於是，胡風以“三十萬言書”上書毛澤東，批判“極左”文藝思想導致的文學荒蕪的現實後果，強烈要求作家的個人自由和創作自由，把造成文學創作在中國與世界人民麵前不得不低下頭來的原因，總結為架在作家頸上的五把刀子：第一把刀子是強調世界觀對創作的指導，第二把刀子是隻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第三把刀子是隻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第四把刀子是片麵強調民族形式，第五把刀子是以文藝從屬政治為特征的重大題材決定論。胡風的“三十萬言書”公然地向“一元超現代模式”挑戰，結果是導致了一場席卷中國大陸的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浪潮，以胡風集團骨幹成員入獄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