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小說對近代創作小說的文體變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日本政治小說《雪中梅》與美國政治烏托邦小說《百年一覺》的影響下，產生了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陳天華的《獅子吼》、懷仁的《盧梭魂》、思綺齋的《女子權》以及春帆的《未來世界》等政治小說與政治烏托邦小說。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大量地譯成中文後，出現了荒江釣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說》、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譚》、蕭然鬱生的《烏托邦遊記》等科幻小說。在柯南·道爾《福爾摩斯偵探案》的影響下，出現了李涵秋的《雌蝶影》、呂俠的《中國女偵探》、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等偵探小說。《苦學生》《兒童修身之感情》《馨兒就學記》《埋石棄石記》等教育小說的輸入，則出現了悔學子的《未來教育史》、杞憂子的《苦學生》、吳蒙的《學究新談》等教育小說。盡管新型小說在藝術上尚不成熟，但卻是前“五四”的中國文壇走向現代的重要熱身活動。從文學表現的角度看，這一時期被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的幾部長篇小說，是文學走向現代的重要收獲。
一、怎樣理解“譴責小說”的概念
今天到處都充斥著“四大譴責小說”的說法，仿佛魯迅很推崇這些小說似的。其實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是以《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來貶低《官場現形記》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的，將其貶之為“譴責小說”。當然，魯迅將《老殘遊記》與《孽海花》放到“譴責小說”中加以討論本身就有問題，後麵將詳論之。然而，魯迅對於非典型的“譴責小說”《老殘遊記》與《孽海花》倒有不少肯定的評價；而對典型的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則完全是否定性的評價，沒有一句肯定性的評語，認為《官場現形記》“臆說頗多，難雲實錄，無自序所謂‘含蓄蘊釀’之實，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後塵。況所搜羅，又僅‘話柄’，聯綴此等，以成類書，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匯為長編，即千篇一律”；又說“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於溢惡，言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閑散者談笑之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