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行的中國現代文學教材是現代文學史是一塊，現代文學作品選是一塊，本教材將文學史的描述與“原典閱讀”相結合，並附有原典點評。在撰寫過程中發現，長篇小說是無法用原典閱讀的方式呈現的。唯一變通的辦法，就是加大故事情節、人物描寫與結構安排的講述，並在講述中多引原文，譬如端木蕻良一節，就是在講述《科爾沁旗草原》中大量引述原文代替了外在的原典閱讀。在此過程中才體會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講述情節與引證原文最後才寥寥數語加以點評的苦心。夏誌清曾貶低魯迅撰寫小說史的方法，其實受過學院教育並有理論修養的學者不讀作品就橫加分析太容易，但寫出的文學史的客觀性就大打折扣。這就是夏誌清的小說史雖標新立異但終究不如魯迅的小說史更為經典的原因之一。追求文學史的客觀性，在當下中西文化都陷入價值危機、一切曆史都被說成是當代史的語境中，就是一種絕望的抗戰，但我們還是努力向著客觀性的方向走。試舉一例：我們在分析魯迅與周揚論爭及其對文學史產生的重大影響時，對周揚評價不高；但在講述歌劇《白毛女》的作者時卻強調了周揚的作用，因為這是客觀事實，周揚對於歌劇《白毛女》所發揮的作用要超過現在那些集體項目的主編。
如果說文學史的客觀性是我們的第一追求，那麽，理清文學史發展的脈絡就是第二追求。過去我們強調文學模仿生活，文學史往往是先寫時代，然後再寫文學對時代的表現與再現。然而中外文學的發展表明，文學確實模仿生活，但文學更模仿文學。沒有從宋代市民土壤上產生的話本小說，曹雪芹可能就會以詩詞的文學形式表現大家族的敗落；沒有西方戲劇的影響，曹禺就可能以戲曲的形式表現周萍一家的悲劇。由於現代文學的西化傾向，我們在描述其發展流變的脈絡時，除了像魯迅的小說史那樣追溯前代文學的影響，還要注意來自西方的影響及其在中國發生的文化變異。我們描述了七月派、蕭紅等很多現代作家所受魯迅的影響，也描述了張愛玲以傳統小說技巧表現現代意識的文體創新與所受張天翼的影響。而且影響與變異往往同時存在，現代中國的詩意小說可以追溯到魯迅，但是當廢名、沈從文、汪曾祺與孫犁等人將詩意小說加以發展時，又是對魯迅的背離。在描述現代文學的發展脈絡時我們還注意到，新的文體產生並不意味著舊的文體的消亡，受西方影響的新詩出現了，並不意味著舊體詩的消亡，在魯迅、鬱達夫、老舍、錢鍾書與毛澤東等人那裏還頑強地顯示著活力，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在重慶發表時所發生的巨大反響是無論哪一首新詩都比不上的，現代文學史對舊體詩隻字不提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話劇的產生也不意味著戲曲的消亡，現代中國對世界戲劇界發生重大影響的恰恰是梅蘭芳的京劇。現代中國話劇發達而西方歌劇久久未入的原因，可能與戲曲是一種歌劇有關，《白毛女》最早的譜曲用的正是秦腔曲式，後來在重寫中才告別戲曲曲式，但仍受其影響。甚至文體轉型最成功的現代小說，也沒有將傳統小說趕盡殺絕，並在鴛鴦蝴蝶派的小說中吸引市井細民的眼球。抗戰期間鴛鴦蝴蝶派與主流文壇發生了對流，張恨水等放棄章回體寫出《八十一夢》等小說，介入文壇的主流中，而茅盾、林語堂、馬烽等作家則以章回體小說服務於抗戰。當鴛鴦蝴蝶派等“舊體小說”都進入現代文學史，而魯迅、毛澤東、錢鍾書等人的“舊詩”被擋在現代文學史外，尤其令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