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戲劇的發生，可以追溯到梁啟超的劇壇革命以及1906年成立的演出文明戲的春柳社。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文明戲逐漸歸於消沉。當五四文學革命的狂飆席卷中國文壇的時候，梁啟超與春柳社劇壇革命的萌芽才得以開花結果。
一、五四戲劇革命：話劇運動與戲曲的現代轉型
戲劇改良是五四文學革命的重要一翼。盡管洪深在文學革命前就創作過話劇劇本，但話劇成為與戲曲分庭抗禮的劇種，還是文學革命的功勞。胡適等人雖稱“戲劇改良”，然而比起梁啟超的“劇壇革命”來，卻要激進得多。1918年《新青年》先後出版了“易卜生專號”與“戲劇專號”，如果說前者是正麵提倡西方的現代戲劇以及“易卜生主義”的話，那麽後者就是在推崇西方話劇的同時對中國的傳統戲曲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與否定。
胡適在《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中認為，以京戲為主要形式的中國戲曲是“一種既不通俗又無意義的惡劣戲劇”，“臉譜，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鑼鼓，馬鞭子，龍套等”“遺形物”，不過是戲劇進化鏈條上沒有價值的闌尾。他還以西方戲劇的悲劇精神對中國戲曲的大團圓進行了激烈的否定。傅斯年的《戲劇改良各麵觀》更是把中國的戲曲說成是“不近人情”的“玩把戲”：“就技術而論，中國舊戲，實在毫無美學的價值”，“可憐中國戲劇界，自從宋朝到了現在經七八百年的進化，還沒有真正戲劇”。連經常與周信芳、蓋叫天一起演出而有“北梅（蘭芳）南歐”之稱的歐陽予倩，也在《新青年》上發表《予之戲劇改良觀》抨擊中國戲曲，他持論雖然不像傅斯年那樣“為否定而否定”的全盤抹煞，但也認為“中國舊劇，非不可存，惟惡習慣太多，非汰洗淨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