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在受外國文學影響甚大的現代中國，才可以根據作家留學的國度進行文學派別的劃分。在討論完留日作家的創造社後，我們來看看由留學英美的作家組成的新月派文學。
一、新月：白話文學的英美派
在五四文壇上影響最大的是留日學生，其次是留學英美的學生。後來大部分的留日作家與留俄作家攜手，構成了現代中國文壇的激進主流。與留日留俄作家的激進相比，留學英美者相對保守。胡適是留美派中最激進的，因而能夠在較短的時期內與留日派文人合作；然而與留日派文人相比，他仍舊顯得保守，他的溫和的文學改良不受激進的留日派歡迎。在現代中國，為什麽留日派文人比英美派在西化與反傳統等方麵更激進？日本以前是中國的學生，而今迅速走上列強之路並能在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打敗中俄，就在於其“脫亞入歐”的明治維新，那麽留日文人現成的結論就是中國要富強就要比日本更激進地學習西方。而且日本人對於中國留學生的歧視遠過於英美人，這在魯迅的《藤野先生》、鬱達夫的《沉淪》以及鄭伯奇的《最初之課》等小說中表現得很充分。從“世紀末”到“一戰”，英美人對自己的文化價值發生懷疑後轉而向東方文化尋找價值，尤其是哈佛大學的白璧德教授在弘揚西方的古典理性時推崇東方的孔子與釋迦牟尼，對吳宓、梅光迪、梁實秋等人影響甚大。後來吳宓與梅光迪、胡先驌等英美派文人一起，聚集在東南大學，以《學衡》雜誌為陣地，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文化姿態試圖調和“國粹”與“歐化”，否定激烈反傳統與西化的新文化運動，反對提倡白話文的文學革命，構成了文言文學的英美派。不過這些學貫中西的留美派文人與林紓、章士釗一樣，並沒有擋住白話文以正宗的身份迅速占領文壇的步伐，他們遭到了魯迅、胡適以及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新文學陣營的聯合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