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在《孔子改製考》中顯示出的懷疑精神和考稽功夫固然令後輩如顧頡剛產生十足敬意，但是他的寫作卻“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最終關心的不是學術而是政治文化。康氏要重建以孔子為宗師的文化道統，改造傳統以維新。有了這樣的眼光和目的，他的諸子學才從今文學的“宗漢”擴大到重視先秦諸子。康有為重建文化道統的手段是尊孔子為“教主”，這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康氏將歐洲文明的發達歸結於基督教，“欲儕孔子於基督”[1]，所以倡議設立孔教。換句話說，康氏的“還原孔子真相”，一則要服務於其維新、啟蒙的政治性目標；二則受到西學的影響，終於得出“托古改製”的結論。康有為從“求孔子真相”出發，進於“立孔教”的主張，背後支撐他的是將西方曆史文化比附中國的思維模式。他從晚清諸子學的“還原”學術理論開始，進而開辟了援西方思想入中國、以西方視角審視中國的新路徑。
現代重寫先秦諸子的小說，不僅僅在“還原”孔子真麵目的主張上承接了康有為等晚清諸子學家的路數，在“以西方視角審視中國傳統”這一點上，也是一樣。小說家要還原孔子真實麵目，當然指的是“洗去”孔子身上那些由傳統的注疏、解釋所帶來的層層“油彩”。不過，如果說重寫型小說洗去了孔子身上的傳統“油彩”，那麽是否其自身就是通體透明的呢？恐怕也不盡然。在“還原”“求真”的旗幟下，重寫者開始拋開傳統的觀念，但是與此同時，西方理念則悄然潛入重寫者的思維，開始發揮作用。
廖沫沙在《鳳兮，鳳兮！》（1944）中寫道，隱士兼狂人桀溺將孔子所持之道視為拘泥於先王之道，由於曆史環境已經改變，道自然行不通。桀溺對孔子帶著弟子周遊列國不以為然，“隨你走到哪裏，天下烏鴉一般黑，不從遠的和大的地方想辦法，要來改變世界，這能行嗎？”後來孔子也不得不麵對這一點，他感慨：“天下無道久矣，我過去的辦法行不通，別人也不會宗信。”這種將孔子之“道”視為注定被淘汰的逆時代潮流而動的教條的觀點[2]，正為許多接受曆史進化論的知識分子所持有。蕭公權就將孔子的失敗主要歸於曆史環境的限製。他承認孔子陳義很高，但指出就連孔子弟子中也很少能夠力行的人。孔子是君子儒，不是小人儒，可是，“孔子所欲改善保持之封建天下，卒迅速崩潰以去，則君子儒不能與遊說功利之士爭勝，亦勢所必至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