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不僅對於法國曆史，而且對整個世界近現代史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但自從它爆發的那一天起，人們對它的爭議似乎就沒有間斷過。這種爭議在近現代中國也同樣激烈地發生著，不過，由於它與中國的社會曆史進程有著深入而複雜的糾葛，甚至一度被卷入到政治鬥爭的漩渦：社會革命派和激進變革派不僅毫無保留地讚揚法國大革命，而且為法蘭西民族的革命精神深深吸引和鼓舞；但維新派及“守舊派”則持完全不同的態度，如晚清時期的康有為就把法國大革命描繪成一個恐怖萬狀的悲慘事件。[1]在這位維新派首領的眼中，法國大革命隻有恐怖與暴亂，沒有任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一個發生在異國他鄉的重大曆史事件會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評介，的確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巴金無疑屬於革命派的陣營，而且是“激進變革”的鼓吹者之一。巴金之所以選擇法國作為自己的留學目的地，固然是因為法國的留學費用較低，但更主要的原因則與其他革命先行者和革命家頗為相似，那就是對法國革命傳統與啟蒙精神的向往。巴金在散文中不止一次提到，當他站在巴士底廣場——這個當年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獄、揭開了法國大革命序幕的地方而激動萬分的心情。他滿懷感激地說：“我們都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都是在它的餘蔭之下生活，要是沒有它，恐怕我們至今還會垂著辮子跪在畜生的麵前挨了板子還要稱謝呢!”[2] 他還閱讀了大量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曆史著作，對它的來龍去脈做過深入研究。
巴金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的曆史小說有三篇：《馬拉的死》《丹東的悲哀》及《羅伯斯庇爾的秘密》，分別描述了雅各賓派的三位領袖人物。通過這三篇曆史小說，我們可以看出他對三位曆史人物不同的態度，其中他最為讚揚和敬仰的革命領袖是馬拉。作家眼中的馬拉不僅是“人民的最忠實的友人”，為了法蘭西共和國無私忘我地工作，而且寬厚仁慈、和藹可親。小說《馬拉的死》一開篇，作家就描寫了馬拉寬恕一個名叫狄蒙的貴族家管事的場麵。這位被某些外國人視為“吃人肉的瘋子”的革命領袖，在革命初期迫於當時嚴峻的形勢，的確主張過要殺掉大批貴族的頭顱；但隨著革命的深入，某些當權者的濫殺無辜及恐怖政策的不良後果，終於使他“開始厭惡起血來”。他雖然鄙棄狄蒙的作為，雖然圍觀的群眾一再要求“吊死這隻狗”，但馬拉卻清楚地知道狄蒙罪不當誅，年輕的共和國不需要他這類人的鮮血，馬拉最終釋放了狄蒙。馬拉在這裏表現出自我反思的可貴勇氣，他對“革命中的暴力”等問題進行了深沉而痛苦的反思：“血，為什麽老是血？這太愚蠢了。在九月屠殺裏他就親眼看見好些人一麵喝著血一麵跳舞。”而這恐怕也是青年巴金深深思索的一個問題。當然作家筆下的馬拉，絕非隻是毫無原則地寬恕一切，他對妄圖複辟王權的反革命敵人、野心家就毫不手軟：“斷頭台！——把他們都送上斷頭台。”疾病中的馬拉仍然保持著頑強的鬥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