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屈原》情節的“不合情理”
郭沫若的曆史劇《屈原》不僅在當時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反響，而且對整個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在當時抗敵禦侮和國共兩黨激烈紛爭的特殊形勢下，郭沫若將戲劇當作社會政治領域的戰鬥武器，通過《屈原》等作品成功地表達了對國民黨獨裁當局“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憤怒與不滿，喚起民眾團結禦敵的決心與信心。正如周恩來所說：“在連續不斷的反共**中，我們鑽了國民黨一個空子，在戲劇舞台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在這場戰鬥中，郭沫若同誌立了大功。”[1] 對於郭沫若的這一曆史貢獻，我們絕對不應忘卻。但一部文藝作品在社會政治領域產生了巨大影響，與它本身是否藝術精品並非一回事。與此類似的例子在國外也有很多：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曾有一部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廣為流傳，它對美國黑奴的解放運動起到了直接推進作用，但沒有人因為這部作品的社會曆史貢獻就拔高它的藝術成就，認定它在藝術上多麽“完美無缺”，筆者認為對《屈原》也應持類似的態度。
《屈原》在藝術上的最大缺陷，是情節設置的不合情理。作家在劇中將屈原的一生濃縮為一天——“由清早到夜半過後”的時間內，[2] 這對戲劇衝突的集中與強化無疑起到了關鍵作用，許多成功的劇作如曹禺的《雷雨》等都有相似的情節設置。但如果將《雷雨》與《屈原》稍加比較，就會發現兩者的不同：《雷雨》雖然也將全劇情節集中於一天（上午到午夜兩點），然而這短短的一天卻是劇中主要人物三十多年恩怨衝突的總爆發。那一天發生在周公館裏的人間慘劇雖然曲折離奇、驚天動地，卻又都“有跡可循”，因而顯得合情合理。《屈原》就不同了。作品一開始，出現在舞台上的屈原即使稱不上“春風得意”，卻也是備受楚懷王寵信、又深得民眾敬仰的“三閭大夫”；他還身兼公子子蘭的（懷王與南後的兒子）老師，可見懷王與南後對他的信任程度。不僅如此，懷王在“聯齊抗秦”的戰略方針上也完全認同屈原的主張。在第一幕，作家還通過嬋娟和子蘭之口反複對屈原說：“國王聽信了先生的話，不接受張儀的建議，不願和齊國絕交。”懷王甚至已經準備在“今天中午”為張儀“餞行”了。——那麽我們隻能認定，南後設計陷害屈原，絕非是預謀已久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