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發展到近代,傳統文化正經曆著一個空前的大裂變,並由此開啟了文化的現代進程。對此,馬克思認為,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也將這一時期的中國比喻成“蠶變蛾、蛇脫殼”的時代。正是這種極艱難、極痛苦的裂變,引發了文化學人的深沉反思,所以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把“審己知人”確立為近代處於文化變革時期的正確心態,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回顧中國文化近百年的現代進程所應該持有的態度。
一、文化變革與文化轉型
由於政治上的長期羸弱和軍事上的不斷挫敗,中國文化發展到近代幾乎滑落到一個萬劫不複的境地,而西方文化卻在鴉片戰爭後的一段時間內有了空前高速的發展,麵對著急速拉大的差距,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對舊有的製度作全麵地反省。在他們將自己的反思付諸實踐時,表現出了多層次的文化裂變。下麵就從教育、學術、科技和宗教四個方麵來說明這一問題。
(一)教育製度的裂變。
圖6-4-1 嚴複像
近代學者常常把“八股取士”看作是明、清以來積弱積貧的原因,這種思想雖然有偏頗之處,但是它把教育製度和救亡圖存聯係起來,從這一點上來說,是有其內在合理性的。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論改良政治,指斥八股舉業;梁啟超《變法通議·學校總論》指出中國衰弱的原因是科舉製度的不完善所造成的;嚴複《救亡決論》也認為八股取士有“錮智慧”、 “壞心術”、“滋遊手”的三大害處,所以造成家國疲弊,應該盡快鏟除。因此,晚清改良派各家在談到近代教育的現代進程時,其爭論的焦點往往突出表現在製度上。考察近代教育製度的變革,一條線索是由舊書院到新學堂的創建;另一條線索是由科舉取士到實用人才的培養。自從1839年美國傳教士布朗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不僅使他本人被稱為“中國創辦西學的第一人”,而且也為後來教會教育在中國的興盛開啟了先聲。到鴉片戰爭後,教會學堂的大量出現直接影響了中國教育體製的改變。清政府於1862年創立京師同文館,這是第一所官辦新學堂。另外,這一時期英文館、法文館、俄文館的相繼開設,也是中西文化對話在教育製度上的反映。而在19世紀末維新派倡導新學,在中國創辦了時務學堂、算藝學堂、時敏學堂、明達學堂、廣仁學堂、中西學堂、通藝學堂等十九所新學堂,更是在一時之間使新的教學方式形成了欣欣向榮的氣象。而且梁啟超的《變法通議》中也包含大量談論新教育的文章,如《論科舉》《論師範》《論幼學》《論女學》等,顯然是對當時教育製度變革實踐在理論上的提升。由於新學堂與新學製的設置,必然引起對舊的科舉取士以“讀經習禮”為主的教育模式進行變革,所以清政府於1901年明令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到了1905年終於下令停止科舉,廣開學校,從此結束了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考試製度。廣開學校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根據社會的需求來培養實用型人才。光緒二十八年(1902)《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第一章《全學綱領》的第一節就明確表示,設立京師大學堂的目的就是振興實業,造就通才,這也就是早期新大學的教育綱領。由於要培養實用通才,所以不僅在學校、學製中出現了新的學科劃分,而且還出現了諸如外語學校、軍事學校、技術學校和女子學校等專門教育。如果從現代文化進程方麵來考察,教育變革中女子教育的出現與科技教育的形成,是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因為前者打破了舊式文化教育中男性獨尊的傳統,後者使算學、物理、化學、生物、測量等科技知識成為新的大學教育的主幹課程,這兩者為20世紀的民權思想和進化理論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