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形象地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心境與曆程,其發端於遠古時期,所謂“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至於其發展雖有古今之辨,但具有同等文化的普遍性與傳統性,所謂“古今之水不同,同者濕性;古今之文不同,同者氣脈”。錢穆在《中國民族之文字與文學》中有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西方文學之演進如放花炮,中國文學之演進如滾雪球。西方文學之力量,在能散播,而中國文學之力量,在能控搏。”如果要追溯中國文學這一“雪球”及控搏力量的形成,那麽,章學誠的“廊廟園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的觀點,無疑是一種頗為形象的回答。而且,從詩騷傳統這一視角關照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也有助於闡明其與文化思想的融貫與互彰。
一、精神偕同與情感異流
近代學者牟宗三在《關於文化與中國文化》一文中說過:“我現在之看文化,是生命與生命的照麵,此之謂生命之通透:古今生命貫通而不隔。……此生命流之一草一木,一枝一葉,具體地說,一首詩,一篇文,一部小說,聖賢豪傑的言行,日常生活所遵守的方式等,都可以引發我了解古人文化生命之表現的方式。”其中的“生命流”即是文化傳統,以其來認識作為文學藝術的詩騷傳統,自然更能通過情感的抒發而感受到貫通不隔的生命意識。當然,文學昭顯於時,在聲音與文字,而傳播於後,文學依賴於文字,尤其是中國文字,就使其更是多了一分美學的華彩。近代文學史家劉麟生在《中國文學概論》中首列“文字與文學”,引述了鄭樵《通誌》所說的“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宇。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通變,而音無錙銖”的觀點,得出“中國的文字,是先從視角上感人;西方的文字,先從聽覺上感人”的結論。考察中國文字的象形、象事與象意,可謂孳乳進化,以致錢穆也感歎“中國文字之發展史,其聰慧活潑自然允貼,即足象征中國全部文化之意味”。由此可見,文字也好,文學也罷,二者反映的都是文化的意味,至於詩騷傳統所引領的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演進,亦當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