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異質的社會中，思想家不可能對整個社會發表言論，而是傾向於隻給經過選擇的部分公眾發表”[31]，言論作為學者知識生產的一部分，專業學會提供了經過選擇的公眾發表平台，有規律召開的年會是其思想集中發布的最佳契機。作為學術共同體的專業學會是一個不同力量相互競爭的權力關係網絡，存在著明顯的分層等級結構，結構分層與學術精英生產有著對應關係。這種對應關係的形成，與專業學會核心人物的學術品位及偏好取向密切相關，它對學術成員的內隱資質加以篩選並給予其能力釋放支持空間。具體到社教社，處於該社等級結構上層，以地緣、學緣為主要紐帶的理事會核心成員，通過對學術會議特別是年會中心議案提案的篩選確定，由此生產象征權力和學術精英，並建立起相應的社會教育學術秩序。
由不同大學、社會團體和機關為基幹構成的社教社，是一個不同力量相互競爭的權力關係學術共同體，存在著不平等的等級結構，這種結構分層與理事成員的知名度、社會聲譽或受關注程度密切相關。按照布裏斯（Val Burris）的社會資本理論，他發現在有聲譽的大學之間存在著一種教師聘任中的交流關係、相同或相近學緣關係，這些關係構成具有資本價值的社會網絡。這種社會網絡通過對學術品位和風格的掌控進而實現精英機構與精英學者的再生產。[32]具體到社教社，這種對應關係的形成，是占據著該社上層等級結構，以地緣、學緣為主要紐帶的核心理事會成員對提案人的內隱資質加以篩選、給予其能力釋放支持空間的加速度機製，它生產象征權力，並進而生產社會教育學術精英和學術秩序；它對社會教育學術品位和取向偏好，框定人脈網絡的搭建範圍，更直接影響社教社曆屆年會中心議題提案的重心，決定年會話語權的獲取人範圍。換句話講，社教社社員看到的年會中心議案提案，是理事會核心成員精心篩選及設計後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年會中心議案提案的設計或出台過程，實際上是理事會群體博弈過程，社會教育學術秩序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