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以後，詩歌的主要形式是政治抒情詩和敘事詩，前者往往從配合階級鬥爭的理念出發，抒發革命豪情，後者主要通過農村、工廠等各種鬥爭事件的講述，告誡人們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和嚴峻性。可以說，那些在主題上不能配合階級鬥爭，風格上柔美、細膩的詩歌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了。為了抒發“反帝反修”“繼續革命”的豪情，詩歌創作特別注重政治意蘊的開掘，而缺乏基本的審美意味，對政治形勢的圖解與想象已經取代了對真實生活和情感的體驗。1963年以來全國各地紛紛舉行詩歌朗誦活動，先後有“古巴詩歌朗誦會”“向雷鋒學習詩歌朗誦會”“紀念馬雅可夫斯基誕生七十周年詩歌朗誦會”“支持黑人鬥爭詩歌朗誦會”，這些詩歌朗誦會積極配合和推動政治運動，很多詩人、劇院、劇團、電台等參與其中。那些經過政治改造的，敘事色彩濃厚、通俗易懂的新民歌、說唱詩、故事詩得到《詩刊》及許多刊物的倡導，很多詩人自覺地運用這種方式進行寫作。
郭小川雖飽受政治教條主義的製約，其詩歌《望星空》等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使他的戰鬥品格和革命**再次釋放出來。他以強勁有力的聲音鼓吹階級鬥爭的政治抒情詩在當時影響較大。一方麵試圖突破教條；一方麵又通過飽含階級鬥爭理念的詩歌和報告文學的寫作參與構建這種教條，這一衝突成為郭小川這時期創作中最突出的矛盾現象。例如他創作於1963年的《青鬆歌》裏處處都閃著階級鬥爭的刀光劍影：“每片鬆林喲/都是武庫/每座山頭喲/都是碉堡。”而在《戰台風》一詩中，作者急切而生硬地將自然場景作某種階級鬥爭場景的類比：“大雨嘩嘩/猶如千百個地主老爺/一齊揮皮鞭；雷電閃閃/猶如千百個衙役腿子/一齊抖鎖鏈。”而寫於1964年的長詩《昆侖行》，用盡**的文字歌頌毛澤東，“每當晴明的晌午/我常凝望中南海上的藍天/我們的毛主席啊/或許剛把大事理完/恰好站在這片藍天下/把中國看遍/毛主席的眼呀/照亮了人間/而我的全身呢/也因之紅光閃閃”。1964年5月發表的《他們下山開會去了》，則較早涉及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活動，詩人這樣來形容毛澤東著作的巨大作用：“世間再也沒有別的珍寶/比他的價值更為高昂/生活和戰鬥/無不在它裏麵閃亮/過去和未來/無不在它裏麵包藏/理想和現實/無不在它裏麵放光/紅花和綠果/無不在它裏麵噴香……”賀敬之的長詩《雷鋒之歌》將具體的人和事提升為一種絕對意義的精神現象來歌頌，融時事性、政論性於一體，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詩人將雷鋒看成一個永恒的革命的象征，使之成為階級鬥爭精神的有力注腳。將對英雄的歌頌與對領袖的歌頌融為一體，並在其中闡釋時代的革命精神和鬥爭哲學。雖然現在看來很多聯想相當生硬，然而在當時卻是很“自然”的：“雷鋒嗬/你雖然不是/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戰鬥衝鋒/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你卻是真正的/勇士嗬——/你永遠在/高舉紅旗/向前進攻……/讓我們說/‘我愛雷鋒……’/這就是說：‘我要/永遠革命！’”郭小川、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以其特有的革命**，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起到特殊作用。這期間賀敬之和郭小川的詩歌創作，經常運用新辭賦體和新樓梯體，追求一種氣象宏闊的效果，飽含政治烏托邦的情愫，便於朗誦，具有一種演說的鼓動性。有時，則刻意從小的事件中牽強附會地引申出無限的時代政治主題。這一時期這兩種詩體相當盛行，很多詩作表麵上氣魄宏大，實質上卻隻是無限製地複製政治話語的龐然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