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運動，不僅僅是文藝界的大事，在整個中國當代史上都是一個重大事件。1957年的“反右”運動直接孕育了1958年的“大躍進”，也為後來的“**”掃平了道路。可以說，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中國陷入了長達20多年的極“左”時期。
因此，要說明文藝界的“反右”運動，必須先說說“反右”運動的一般情形。毛澤東在1957年時這樣回顧1956年：“去年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國內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現在還是多事之秋……”[23]在1956年2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赫魯曉夫從“反對個人迷信”入手，首次揭露了斯大林濫殺無辜的暴政，也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弊端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認識。此舉在國際上產生極大震動。尤其在社會主義陣營，無異於一場大地震。就在這一年，震驚世界的“波匈事件”相繼發生：6月，波茲南工人上街示威遊行，波蘭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奧哈布批準武力鎮壓，釀成流血悲劇，局勢更為惡化，迫使奧哈布自動讓位，完成了和平過渡。同時，匈牙利也發生政局動**。在布達佩斯出現的騷亂，10月間向全國蔓延，最終招致蘇軍出動坦克鎮壓。蘇共二十大以及由蘇共二十大引發的“波匈事件”，當然也引起中國知識界的高度關注和熱烈反應。而中國知識界麵對此類事件的表現，無疑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怎樣避免在蘇聯和東歐發生的事在中國重演，便成了毛澤東所嚴重關注的問題。
在中國內部，1956年也頗為特殊。1月15日，北京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慶祝北京市“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正式進入“社會主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了北京市的“喜報”。不僅僅是北京市，在這一年，“社會主義改造”被認為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同時“反冒進”的聲音新年伊始即很強勁。劉少奇、周恩來都一再強調“反冒進”。毛澤東後來這樣說當時的情形：“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麵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內方麵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24]薄一波對此也有這樣的回顧：“從1955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建設，出現了一股層層抬高數量指標和忽視綜合平衡的冒進勢頭。1956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上存在著冒進和反冒進兩種不同的指導思想。”[25]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有了“雙百”方針的鄭重提出和“反右”運動的迅猛展開。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明確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5月2日，毛澤東在有黨外人士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又一次提出了這一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