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述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篇小說創作並不景氣，其數量與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相比少得不成比例。對於這一時期中篇小說如此蕭條的原因，可以給出多種解釋。此前的現代文學史上，中篇小說就沒有獲得充分的發展，因而進入“當代”之後便“先天不足”，這是一種解釋。長篇小說能夠全麵係統地大容量地描繪生活畫卷，短篇小說能夠快速地反映當下生活中發生的事件，甚至用形象的方式圖解政策，這便使得它們成為時代的寵兒，而中篇小說既無由成為“史詩”，又不能及時反映現實，因此便不被時代所重視，這是又一種解釋。不過，如果聯係到“**”後中篇小說的大量出現來考察，還可以給出另一種解釋。“**”後中篇小說的大量出現，固然也有多種原因，但一個容易被忽視卻又不宜被忽視的因素，是多種大型文學刊物的出現。“**”後除了原有的《收獲》複刊外，另有《當代》《十月》《鍾山》《清明》等多種大型文學刊物創刊。這些大型文學刊物每期能刊發數部中篇小說，這也直接刺激了作家的中篇創作。中篇小說有地方發表，這是“**”後中篇小說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而在五六十年代《收獲》是唯一的大型文學刊物，其他的文學刊物都是小型月刊，一般不便發表中篇小說。就是作為大型文學刊物的《收獲》，在五六十年代存在的時間也很短暫：1957年7月創刊，1960年5月停刊，共出18期。總之適合刊發中篇小說的大型刊物的缺乏，應該是五六十年代中篇小說創作極度萎縮的重要原因之一。
與中篇小說被忽視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短篇小說的備受重視。相對來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說的產量是相當可觀的。不過，作品的數量雖多，但色調卻絲毫談不上豐富，在“寫什麽”和“怎麽寫”上，都高度統一於一種模式。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國作協在大連召開為期半月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從這次會議的議題便可以看出兩個問題：一是短篇小說在那個時期確實很受青睞，以至於要專門對其進行研討；另一個問題則是“農村題材”在那個時期有著高度的重要性。這次會議由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主持，茅盾、周揚都在會議上作了報告。邵荃麟在講話一開始就指出：“在我們這些年來的作品中，以農村的生活為題材的作品數量最大。作品成就較大的也都是農村題材，像《紅旗譜》《創業史》《山鄉巨變》《暴風驟雨》等。短篇也是這樣。搞《三年小說選》，中選的九十多篇，寫農村四十多篇，比較好的三四十篇，占一半以上。這情況很自然。五億多農民，作家大部分從農村中來。生活經驗比較豐富。”“另方麵，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間特別重要。毛主席說民主革命主要是農民問題。農民百分之八十團結起來革命就能成功……要把人口最多的農民的思想覺悟提高一步，這是社會主義建設重要的一個環節。這個客觀現實一定要反映到作品中來。所以農村題材寫得多是自然的。”[1]這番話既說明了寫農村題材的短篇作品非常多，又說明了農村題材的作品何以多。在《三年小說選》裏，農村題材的作品占半數以上，那在全部作品中，農村題材作品所占的比例應該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