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周揚作為中宣部副部長，被當成“二閻王”和“文藝黑線”的“祖師爺”遭到無情的批判與鬥爭。他被關到秦城監獄，孤獨、悲慘地度過了九年的時光。1975年7月2日毛澤東在林默涵給他的信上寫批語說：“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當年7月14日，周揚走出秦城監獄。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台之後，周揚才獲得了真正的解放。1977年10月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1979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被增列為中央委員。同年10月第四次文代會後，周揚官複原職，回到中央宣傳部，繼續擔任副部長，主管全國文藝工作。他的許多講話和文章，與當時的時代思潮同步，對全國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影響。周揚晚期（1977—1989）的文藝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中國化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晚期的文藝思想是在改革開放、實事求是的路線形成前後發表的，這裏有對於“四人幫”的文藝思想痛徹骨髓的批判，有對於自己在20世紀50年代和以前的種種言行、特別是對於曆次政治思想運動“左”的不當做法和說法的深刻的反省和真誠的檢討，有對於文學藝術問題難得的自由的感悟，因此，周揚晚年的新鮮活潑的文藝思想應該受到特別的重視。這些思想可以說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一部分。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重新審視周揚晚期的文藝思想，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1] 發表於《文藝研究》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