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1]是對從1976年（或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起）中國共產黨打倒“四人幫”、實行解放思想、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一個總稱。它是對此前十年“文革”時期的一次告別。從1978年起，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取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在這種情況下，文藝界和其他各界一樣進行了反思。終於迎來了文學理論發展的最好時期。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到現在的，是文學理論轉型和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學術話語專業化、學術化，並且追求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西方文論的中國轉化。
從1978年到現在的30多年中，文學理論雖說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這成績是令人矚目的，因為文學理論終於實現了轉型，並開始了新的發展。這“轉型”可以概括為三個“轉變”：從一家“專政”式的獨語，轉變為“百家爭鳴”式的對話；從政治話語轉變為學科的學術話語；從非常態的中心話語轉變為自主發展的常態話語。這三種變化也可稱為對話化、學術化和常態化。這是在解放思想的旗幟下，依靠文論界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努力所獲得的豐富成果。我們沒有理由不珍惜它。
下麵我試圖把這種轉型和發展概括為反思期、文學理論自主期和多元綜合創新期加以概要的描述。
（一）反思時期（1978—1984）
在新時期開始的時候，文學理論的反思從何開始呢？應該著重指出的是，從1962年10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開始就正式實行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路線，在中蘇論戰的背景下，在“反修防修”的背景下，毛澤東不但認為國際上階級鬥爭沒有解決，國內的階級鬥爭也很嚴重，甚至認為黨內領導人和領導集團也有搞修正主義的危險。從中蘇論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全黨“以階級鬥爭為綱”，直至演變為“文革”。中國現代以來的政治文化具有極強的製約力和滲透力，政治文化改變了，各行各界都要跟著改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直接影響到文藝理論。文藝理論理所當然也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凡是離開階級鬥爭的文藝理論都反動的，都在“文藝黑線”之內。因此，在“文革”結束之後，在新時期開始之際，文學理論界的“反思”盡管是多方麵的，如當時“形象思維”的討論（針對概念化）、“共同美”討論（針對文藝的階級性）、“真實性”問題的討論（針對單一的政治傾向性）和典型問題的討論（針對“樣板戲”的類型化、臉譜化），盡管也很重要，也解決一些問題，但都還不是根本問題。這個根本問題是關於文藝與政治關係的討論，即文藝是從屬於政治，還是要解除文藝對政治的從屬關係？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呢，還是文藝對於階級和政治可以有相對的獨立性？這才是要反思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