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的“十七”年，文學理論成績與錯誤並存，兩種傾向同在，兩種話語同在，但一種傾向與話語壓倒另一種傾向與話語。文學理論作為當時“時代的風雨表”，所產生的起伏，所經曆的風雨，使人能夠從一個側麵，來回望共和國在思想文化方麵所走過的富於理想而又充滿失誤的艱難曆程。
（一）主導的傾向——文藝從屬於政治
20世紀50年代文學理論是在“五四”以來文學思想鬥爭經驗的基礎上，帶著曆史的慣性發展而來的。從21世紀的視點看，它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在全國範圍內傳播毛澤東的政治化文藝思想的時代。1942年毛澤東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正確地指導了當時的文藝運動，推動了革命文藝的創作。其中帶有普遍性的內容，如文藝為工農群眾服務問題、普及與提高的問題、繼承與革新的問題、生活源泉問題、藝術高於生活問題、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問題，等等，在50、60年代成為全國指導性的文藝思想，所取得的成績是應該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的。至今，它們仍然是中國現代文藝思想中的重要成果。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些提法，從當時看，的確是站在政治高度，從文藝從屬於政治的角度，對以往文藝鬥爭的總結和發揮。我們應該從20世紀的整體高度，從我們民族在20世紀所經曆的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需要的角度，充分加以肯定。
實際上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起步就是毛澤東的《講話》以及後來毛澤東的一些補充論述。客觀地看，《講話》以及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文藝問題論述的內容包含兩種思想因素，其大體框架是這樣：
文藝方向——工農兵方向；
文藝性質——從屬於黨在一定曆史時期的政治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