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傳播、學習、研究和發展，需要納入到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整體發展中去把握，唯有這樣我們才能看清楚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中所占的位置，唯有這樣才能弄清楚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與其他文藝思想鬥爭、對話、滲透的情況。
中國現代形態的文學理論於20世紀初就開始起步，其標誌是1902年梁啟超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和1904年王國維發表的《〈紅樓夢〉評論》。這兩篇文章所表達的文學觀念是截然不同的。梁啟超的文章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1]梁氏給小說如此眾多的負載，這不僅僅是誇大了小說的作用，而且表明了文學活動不是“自己運動”，它的動力、源泉都來自外部，預示著文學要走一條受自身之外的事物支配的“他律”之路，即文學和文學理論將要納入意識形態鬥爭的範疇裏。但那時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王國維的文章從評論《紅樓夢》的角度說，其價值並不高，但文章中所表達的文學觀念卻另樹一幟。他說：“茲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於利害之外，而忘物與我之關係。此時也，吾人之心，無希望，無恐怖，非複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物為何？王氏回答說：“非美術何足以當之乎？”[2]稍後，王國維直接提出了“遊戲說”：“文學者，遊戲的事業也。人之勢力，用於生存競爭而有餘，於是發而為遊戲。”[3]“文學美術亦不過成人之精神的遊戲”[4]在這裏，文學根本不負載任何東西，文學活動的動因來自內部，文學是超社會和個人功利的，文學的價值應從自身去尋找，文學是“自律”的。王國維的觀點在呼喚文學和文學理論走非政治的獨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