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再複先生的《雙典批判》中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如果僅僅從某個單一的視角對文學作品進行解讀，就會發生偏執甚至偏見。當然也並不排除有新的研究發現，如劉再複先生書中的某些論點。但就總體來說，這種泛文化的“文化批判”模式所得結論在某一方麵也許很深刻、很尖銳，然而，它卻不可能全麵廣泛地深入到文學作品中以解決文學理論自身麵臨的問題。曆史已經證明：在文學藝術問題的研究中，倘若采取一種單一的認識論，單一的政治性視界，單一的社會學批判，單一的概念推演，邏輯玄辯，而沒有從文學自身規律出發，采用多學科綜合整體性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有出路的。而當前及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學界熱議的所謂“文學理論的危機”，其症結也就在於此。我以為，要擺脫這種局限，或者說要擺脫文學理論研究中的困境，就必須堅持跨學科的整體性研究視野，走綜合多元的道路。這也正是我多年來反複呼籲並倡行“文化詩學”的學理意圖。因為，作為一種方法論的變革更新，“文化詩學”為我們的文學研究走向更深、更廣的層次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維方法與理論體係。
自1949年以來，在我們的文學理論研究中，大體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研究範式。其一，受“蘇式”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影響，繼承過去政治性的“革命話語”傳統，並秉持“蘇化”馬克思主義“唯物認識論”的思維方法。這種研究模式在政治意識形態異常嚴酷的話語語境中具有“權威性”和唯一有效的“合法性”，並深深烙印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關於文藝特征的討論、美學問題的哲學論辯以及80年代初期的文藝理論研究中。其二，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響，試圖從前一階段的認識論、本質論的模式中跳出，而轉換為“泛文化”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模式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期“文化熱”及“文化轉向”的語境中熱度很高，並延伸到世紀之初關於“日常生活審美化”及美學的“生活論轉向”中。其三，試圖擺脫第一階段認識論的研究模式，也反對第二階段中脫離文學文本的“泛文化研究”模式，但同時又希望將“文化研究”視野納入到文學研究中，因此，受西方新曆史主義跨學科綜合整體性研究的話語啟發，提出了“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而縱觀文學理論發展的曆史脈絡中如上三種研究範式，隻有堅持“審美文化”路徑，走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文化詩學”之路，才是我們文藝理論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究其原因，下麵我將對此進行逐一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