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是二十部摩托車領路，隨著便是市政府的軍樂隊，工部局[2]的軍樂隊，最後是數不完（聽說是四百部）的汽車，裝著花圈，插著郭府的旗子，一部一部比手車還慢的在大馬路上走過，馬路兩邊是人山人海的擠在那兒看——看郭標出殯！
“郭標蓋過黃楚九了。”“遠不及盛宣懷！盛宣懷那次出喪，轟動了幾百萬人，在上海總算是空前絕後。”街上的人你一句他一句的在那兒閑談。
我走不過街。我有要緊事，被郭標擋住了。死郭標竟有這麽大的力量阻我去路！
路走不通便站在那兒呆想：市政府的軍樂隊為什麽不鼓舞國人抗敵，卻在這裏為一個公司老板送殯？四百部汽車和汽車用的油如果歸馬占山指揮，該要發生多大影響？舊式出殯雖然不好，倒給了窮人們一些機會賺口飯吃。摩登出殯卻空廢煤油，徒損國力，連叫花子也得不著一些好處。這是誰的罪過？郭標是已經死了，總不是郭標有遺囑一定要這樣幹吧？有人說，出殯純粹是做給人看的，賣弄一家的財富威風。我要問：如果沒有看戲的人，哪有做戲的人？這不是我們大家的罪過嗎？
我從“死人當路”慢慢的聯想到“病人當國”。政府是一部機器。機器上有一個螺絲釘上鏽了，就得立刻換一個，否則難免全部崩潰之危險。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三人中就有兩位是害病。汪先生[3]因病辭職，如果是真的生病，卻是政治家應有之態度。害病而不辭職，勉強病人就職，都是絕大的錯誤（又不生病，又不就職，又不辭職，當然也是一種錯誤）。允許這種錯誤之存在是中國人民公共之錯誤。前數日國府委員多數出京，使重要公事堆積不能處理的有九十餘件之多，便是勉強病人負責一念之差所使。
我在大馬路等了一個多鍾頭，最後吟得一首四言小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