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你為什麽要向《自由談》[2]投稿？”我說：“我就是愛他那自由兩字。”我見了“自由談”便聯想到兒童的自由、婦女的自由、被壓迫民眾的自由、世界弱小民族的自由。我在這裏要開自由之炮。破奴隸之城、繳奴主之械、解奴隸之鐐，不使民間再有奴隸，人人都成為自由人。有人說奴隸也是有自由的。何以呢？他沒有做奴隸之前一定有出處的自由：還是做自由人奮鬥而死，還是做亡國奴乞憐而活，在這中間，他豈沒有自由的選擇？所以除非是他自己死心塌地情願做奴隸，誰也沒有力量叫他做奴隸。我們所要連根掃除的便是這種奴隸性。這種奴隸性不掃除幹淨，則自由的世界是永遠不會實現。好，我們來他一個大掃除吧！
誰有自由筆？
一起來掃地！
掃到哪一天？
地上無奴隸！
[1] 本篇原載1931年10月3日《申報·自由談·不除庭草齋夫談薈》。
[2] 1931年史量才主持的《申報》成立了總管理處，任黃炎培、戈公振為設計部正副主任，陶行知為顧問。當時《申報》改革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副刊《自由談》。1932年後由黎烈文、張梓生相繼主持。品類齊全，風格各異。瞿秋白、魯迅、茅盾等均經常發表文章。陶行知也陸續發表了他的雜文專著《齋夫自由談》和教育小說《古廟敲鍾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