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延祐科舉為標誌，元代策問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策問存留很少，且沒有對命題和答卷的明確規範。而科舉恢複以後，策問則主要受科舉程式的規範和影響。
一、延祐科舉前的元代策問
延祐以前策問，目前所見隻有胡祗遹《試典史策問》2道、劉壎《策問》4道、劉敏中《策問》3道、吳澄《私試策問》12道，共計21道，僅占傳世策問的1/10。這種情況，實與當時學校的考試製度相關聯。科舉實行前，元代在中央與地方都設置儒學，每年從生員中考選貢士，或充吏職，或任學官。根據至元二十四年（1287）國子學定製，“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由“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再作講說。此外還有“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稿”，俟博士判定，始錄附課簿，以憑年終考較。[1]地方的路府州縣儒學及書院，在至元、大德間，小學生員誦讀《孝經》《小學》《四書》與《通鑒》，大學生員始習學《五經》，亦與國子學課程相同。地方的課試製度，是“每月從教官出題，或賦論、經義、史評之類”，“教官考較，逐月載籍，歲終計其分數，以考優劣”。[2]可知，此時科舉未開，策試隻是學校課試的多種形式之一，尚未受到人們重視，這應是前期策問保存很少的基本原因。
延祐前策問的另一特點是形式不一，尚沒有對命題和答卷作明確規範，多依作者的身份、職任而各具特色。如胡祗遹《試典史策問》，是選任吏員的考試，故或責問官吏奢華，或探究考課失當，都關乎銓選時弊。[3]劉壎《策問》則主旨不一，有的考究經典抵牾，有的討論曆代貲選，甚至追尋善惡報應、鬼神有無，直接暴露當時的社會風氣，與其長期擔任地方學官有關。[4]至元、大德間曾任國子司業、國子祭酒的劉敏中，文集收錄策問三道，其三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