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篇不閑”，其實是周老研紅的一個重要特點。對奇聞軼事的提及與興趣則無意中遵循了考證派紅學的內在邏輯。現在有人說紅學已出現學術危機，以海外的餘英時為代表。周老說：“這種向外找材料的傾向在考證派紅學中尤為突出。一旦新材料不複出現，則整個研究工作勢必陷於困頓。”
曆史上的紅學可粗分為三派：索隱派、階級鬥爭派、考證派。後者大致以胡適為開端，魯迅也有參與，最後周汝昌將此學說推向最為豐滿的階段。考證派認為《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這也是有人說周汝昌“將紅學蛻變為曹學”的原因所在。
搜尋曹雪芹的生命遺留成了考證派紅學的重要命題。這裏麵也包含著文化心理學的重要因素，即搜尋遺跡是我們心靈的內在需要。而周老對曹雪芹的多年考證，幾乎就集中在《曹雪芹傳》裏。實物考證對紅學意義重大，這一點即使餘英時也不能否認。比如，周老認為後四十回是高鶚的惡意製作，其低劣主要不是文辭的低劣，而是與前麵的文字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但也有人否定這個觀點，認為高鶚基本上繼承原意，若沒有實證，這個問題似乎將成為永久性疑案。
餘英時認為，紅樓夢裏麵有兩個世界：烏托邦的世界（大觀園之內）和現實的世界。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麽周老多年將大觀園“現實化”的考證工作似乎就失去了意義。其實，兩種觀點都退一步，則都可存立，小說筆法不可能完全寫實，但即使想寫一個理想世界，其中也必定有現實的影子，不必如此劍拔弩張，完全敵對。而記者發現周老新出的《紅樓奪目紅》裏，有一篇《大觀園哪裏“理想”》，也許就是針對餘說的反駁。
餘英時還認為，以後研紅的方向應該是注重對文本的研究。而《紅樓奪目紅》的出版，“字字緊扣文本”。有人說，“周汝昌什麽都研究，就是不研究《紅樓夢》。”此書的出版顛覆了這一說法。周老對文本的注重，也許不是隨意的學術轉向，也並非受誰的啟發和鞭策，而是紅學研究的內在邏輯性“逼”出來的。周汝昌已85歲高齡，竟仍有能力把握和引領紅學研究最有生命力的一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