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醞釀和研發“影像中的生死學”課程時，我就希望它能以某種形式走出我的課堂，讓更多有心的大學老師可以作為開課的參考，讓更多的年輕人有機會去碰觸生死話題。
書，是其中的一種傳播形式。它可以跨越時空界限，讓不能來到課堂的人，不能直接接受我培訓的人，也可以共享信息資源。
但，究竟要把書寫成什麽樣？
是用“詮釋”作為基本方法，寫一本嚴謹又嚴肅的準學術書，還是用“敘事”作為方法，寫一本承載著生命故事與情感的紀實書？我一直很糾結。
是學生們不經意地幫助我做出了抉擇。
在上完第二輪課的時候，學生們在課程總結中說，除了這門課的內容和方法，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是我這個“人”，他們納悶我為何還能在人生之秋保持生命的熱情。
我突然明白，我並非要在“詮釋”和“敘事”之間做出選擇，而是要在“冷”和“熱”之間做出選擇。
一本“冷”的書，不含感情色彩，是結構嚴謹的，論述充分的，條分縷析的，作者是站在“外麵”的，內容給人的感覺是“幹燥”的——目的是讓讀者獲得知識、產生理性的思考。
但如果是這樣，我從一開始就不會開設這門課程——我認為生命教育，不應該是從理論到理論的，它必須與人的生命經驗相結合，通過感性體驗引發理性思考。這也是我選電影作為授課媒介的主要原因。
更何況，這樣一本“冷”的書，多麽不像我這個人啊，離我自身的特質相差得太遠。
我不是學者，也沒有接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盡管為了開設這門課，我閱讀了近百本書籍，但我從未想過要形成一套自己的知識和理論體係——這事兒已經有人做了，比如餘德慧的《生死學十四講》、辜琮瑜的《最後一堂生死課》，前者更富哲理，後者更通俗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