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的內涵指向應如何？或者說：喜劇應該對生活采取什麽態度？對此，亞裏士多德說：“喜劇是對於比較壞的人的摹仿。”[8]亞裏士多德學派佚名的《喜劇論綱》中寫道：“喜劇是對於一個可笑的、有缺點的、有相當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別林斯基也如是理解：“喜劇描繪生活的否定方麵。”魯迅的名言更為眾人所知：“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馬克思則從社會曆史層麵理解喜劇的內涵：“現代的舊製度不過是真正的主角已經死去的那種世界製度的醜角。曆史不斷前進，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世界曆史形式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喜劇。……曆史為什麽是這樣的呢？這是為了人類能夠愉快地和自己的過去訣別……”
上述種種，基本說的是同一內涵：喜劇表現的應是生活中被否定的、已經沒有價值的、即將死亡（或將被淘汰）的人物與社會現象。就是說，喜劇隻應建立在對社會生活中醜惡的、反動的、病態的、有缺點的人事情景基礎之上，其主要的武器自然也就隻能是諷刺。
還有另一種與之相對的理論，就是專門針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喜劇創作”而言的。其大體意見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應該大力提倡歌頌型喜劇創作，充分表現社會製度的優越性、人民群眾美好的道德情操，以鼓舞、教育我們的觀眾（人民）同心同德、積極奮發地奔向美好的明天。而對那種特意采用諷刺、嘲弄等手段，對社會生活的陰暗麵或醜陋人事進行指斥性、批判性的否定的喜劇作品，則應極力反對、禁止乃至批判。這種觀念，在蘇聯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在我國極“左”思潮占統治地位的時期，曾“甚囂塵上”，如我國20世紀70年代末期對摹仿果戈理《欽差大臣》的諷刺喜劇《假如我是真的》的禁止與批判，即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