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來，對中國是否有悲劇，文藝界多有爭論。相當一段時期，一些名家多持否定態度。如冰心便認為中國根本沒有悲劇；王國維則認為除了《紅樓夢》、《桃花扇》之外，其他劇作都不具備悲劇品格……其主要一條憑據就是——中國式悲劇總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常附有一個“光明的尾巴”。
因前麵已經討論過“縱有大團圓”結局也可以屬悲劇範疇，於是，是否有結尾處的“大團圓”，便可以說是中西悲劇傳統在藝術處理方麵的不同。就此而論，則西方悲劇大都以正麵形象的死亡、毀滅等慘烈情景作為結局，而中國悲劇卻不少在“大團圓”後落下帷幕。因此，其審美效果也便有所不同：西方悲劇通過正麵主人公的死亡或毀滅這樣極端化的人事渲染，給觀眾以強烈的“震動”和“刺激”；而中國悲劇則通過最後的“大團圓”處理，給眾人一種終於“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傷感之後的“撫慰”與“寬解”。
比如我國著名的古典悲劇《趙氏孤兒》，就其結尾之前的情節、情境而言，便是放入西方經典悲劇之中也毫無遜色——那為正義而前仆後繼的悲壯，那藐視邪惡的氣貫長虹的凜然，那將犧牲親子而同仇敵愾的慘烈，那忍恨蒙辱十數年如一日的沉雄……誰能不為之變色動容、拍案而起？！——但就是這部被西方也稱讚欽佩的古典名劇，其結尾也仍要掛上一條光明的尾巴：沉冤得雪，凶頑被除，皆大歡喜了。類似劇作，像《竇娥冤》、《雷峰塔》、《精忠譜》等，均是如此。
對此，胡適曾批評道：“除了曹雪芹、孔尚任等一兩個例外，中國文人由於思想薄弱，‘閉著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劇慘劇’，‘隻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於是盛行著團圓迷信、團圓快樂的文學，讀完了，至多不過使人覺得一種滿意的觀念，絕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動，絕不能引人到徹底的覺悟，絕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17]魯迅則更強烈指出：“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沒有正視的勇氣……從他們的作品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之際，他們總要即刻連說：‘並無此事’，同時便閉上眼睛……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需我們焦躁。”王國維不像上麵兩位激烈，其評論較平和、冷靜：“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18]